然而，伦理的这种形态变化，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效果持续至今。倘若人们在至高的和终极的问题上，在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根基和意义的关联这些问题上无法协调一致，而他们本来是有能力这样做的，那么，被共同的历史命运、领土、血缘，或某种别的什么强大的力量结合为生活统一体的人们，又该如何作为呢？请您试想一种由信仰不同的人组成的婚姻。两个人发自内心地倾慕对方，因此结成伉俪。他们心里怀着真诚善良的意愿，要毕生永远在一起，共同进行人生的战斗。他们一度发生激烈争执——并且灵魂备受痛苦的折磨，因为他们看到，在这里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样的争吵发生了。每一次争吵之后，都留下一段他们的信仰与爱的意愿之间冲突的痛苦记忆。每一次，在他们心里都滋生或产生一种力量，督促他们不要再去触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中这个致命弱点，并把这点置之不理。其后果将会如何呢？我答曰：后果将是这样的，这两人到头来终将原则上放弃在他们认为是至高的东西上取得一致的努力，而去痛苦地获得平静。“咱们不要争吵了”，他们将会这样说。这样一来，结果又将如何呢？结果将是这样，他们在各种律令和价值范围内可能做到的一致，一步步向下降，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律令和价值领域越来越不打算在人生目的、目标、标准上取得一致，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取技术性的、机械性，即手段上的一致，如经营好赖以生存的生意，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变化过程使他们放弃在至高的善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但究其本性是无法持久的。这个过程的发展愈渐深入，起先是在次高的善问题上也不去谋求一致，而后在更低一级的善里也如此，然后再一步步发展下去。这个变化过程的最终状况是什么？这将在精神上产生一个共同体组织——不论这两人怎样精明、干练，禀赋如何优越——而且这种组织极为奇特：在所有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上组织得井井有条，在诸如“如果我要做某事，该怎样入手”一类方式问题上，安排得无懈可击，双方在这些事情上高度一致。但是——在本质问题上，要解答诸如：我应该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时，人类精神最核心的、确定目标的、构成形式的、规定标准的力量，却无用武之地。而且，有鉴于此，像任何一个不工作的器官一样，这些力量将慢慢地萎缩，最后陷入退化的进程中。
下面这个譬喻是针对整个欧洲的。自从欧洲失去了借助教会与上帝保持共同的和睦关系以来，情况就有如这个譬喻。欧罗巴像一位脚挂在马蹬上的落马骑手，被他自己的经济、商品，他的机器，他的方法和技术的自身逻辑以及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战争，即他的屠杀机器的自身逻辑拖着向前疾驰。由于一个为大家共同承认的精神——道德上的权威的作用，这种偏重于技术的物质文明已经脱离了一切更高的统一领导。
爱的律令的第一句话“爱上帝胜过一切”遭到冷遇，并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相反，它意味着欧洲人心中核心的、引导的、确定目标的精神力量已病入膏肓。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博爱主义；它把基督教爱的律令逐出可见的公众生活，基督教的道德力量在公众生活中受阻，不能发挥其宗教——教会的作用，被封闭在人的个性的内在区域之中。新教运动早期急遽上升的片面的超自然主义，不谋求把上帝之国真实地嵌入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去。启蒙运动只须一块块剥去超自然主义这种危险的放弃的外壳，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博爱主义的及在人类根本目标上没有领袖、没有榜样的人类的景观。人类一味听任于其自然冲动为所欲为，所以，连同它与上帝的共同联系一起，人类已丧失了它自身特有的最高统一的保证。因为，如奥古斯丁已看到的那样，[2]神人同形同性说乃是人的观念。像当前这场战争革命所表现的类似的欧洲大乱之所以没有迅即出现，上帝所不认识的博爱主义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展开其离间分解的威力，原因在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判断和意识领域之外），欧洲共同的传统汇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创造了一个持续了许多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正是由于这些传统在基督教受冲击后仍继续产生其影响，在人们有意识地背弃它们之后，它们的生命力仍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恰如夕阳西沉之后，晚霞仍旧绚烂多姿，光华四射。正好像一支乐队正在演奏，指挥突然中断指挥，而乐师们却还继续演奏一段时间才停止，欧洲各民族似乎也组成一部某种交响乐。但是，终极大乱必然是要到来的。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康德、沃尔夫所说的自律的“理性”，是伦理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律等原则的超时间并超历史的概念总和。在这所谓“理性”当中，永恒之光还在闪烁，并在人们否认有基督教存在的地方，仍放射着基督教的光芒。
19世纪愈渐片面、现实，愈渐赋予历史感的文化，也渐渐把这些光的轨迹**涤殆尽。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深深地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的统一体之中；而19世纪片面而又实际的历史文化，则严格遵循博爱主义思想的逻辑路径，把这个统一体作为观念渐渐地分解了。衡量人之所以为人所适用的公共标准，最终也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变到最后，广大群众谁也看不见，摸不着这个标准了。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互相厮杀的人群的观念。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受着各自的人之本能的驱使，且不论这本能是种族、民族，还是国家、阶级，不一而同；——他们组成了一幅撼天动地大争斗的图景。在这里，只有一件事主宰着一切：这就是血淋淋的成功。不论是道德的，不论是法律的标准，但凡可以叫作观念、标准的一切——据说曾一度统治一切人类关系——，只是为他们的利益和本能俯首帖耳效尽犬马之劳的大棒、刀剑、武器，——只是成功的伴生现象，是假面具；人类集体的自私自利之心，就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面孔躲藏在这些现象背后。并非任何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那些有气无力地浮在所谓文明圈水面上的小气泡——表达了欧洲目前的状况；反之，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最清楚最真切地道出了欧洲的内在状况。
下面我要讲述前面提到的七种精神力量中，其他几种是怎样把基督教爱的律令排挤开的。在此之前，有必要简要地阐述一下最一般的基督教的集体理念最后的本质规定——看看它们是怎样从爱的律令中繁衍出来的——
[1] 指近代博爱主义的爱。——译注
[2] 参见拙文《论人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