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杰译 刘小枫校
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赘言几句，这也许会减轻我们理解上的负担。我们且先尝试暂时摆脱我们惯常的思维及感觉方式，摒弃一切偏见。因为它们借世界大战之机把党派门户之见，即日常的交往和言论织在了我们的心头。我们且用纯净、充满稚气的人类之眼，来观看我们身边的这出戏，一如一位普通人从欧洲早已逝去的岁月走回我们的时代，他只是来作客，环顾四周，惊讶不已。我们且对发生的事投上一瞥，投以细致、善意、审慎的一瞥，同时又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我想说，异化的一瞥，以便把我们在身边观察到的一切不仅作为孤立的、早已成为日常习惯了的现实来看待——或许我们的眼睛对这场屠杀与仇恨已经习以为常，而是同时把这一切看作当代欧洲人所独具的道德的总体状况的象征。
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生活观的那种伦理生活观，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命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周围的人，犹如爱你自己。”倘若有谁直接靠历史和一种对这条律令的阐述，本着这条原则来看欧洲乃至世界当前的困境：那么充满他心灵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思想呢？的确，如果他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这条律令的话，那么充盈他内心的感觉就是“绝望”。而占据他头脑的思想则是：“基督教的破产”，或者说——人们也这样说——“基督的山上圣训已丧失效力。”不唯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譬如最近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东京作的一次颇值一读的报告便是一例）理所当然地作出如是的判断，就连欧洲各国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不足为奇。人类为开化的理智作出的判断，不如此又会怎样呢？诸位尽可连篇累牍地大书特书，为一切毫无疑问与这个判断针锋相对的见解呐喊，赋之以威力。任何一个幼稚的人都会这样回答您的大作：黑的不是白的；你就这条律令的真实含义对我所说的一切，你对我讲的所有关于欧洲的那些阶层的人对这个事件负有所谓“罪责”一说，这个事件是如何缘起、如何演变的，对我来说全然无所谓。这些与我有何相干！它们只是会扰乱我的判断——按照常规来说，清楚明白的价值陈述，常常因为对有待于评价的事物的因果关系不解的认识过于细致、详尽，反而受到干扰。事实是，欧洲文化植根于基督教，事实是，欧洲自称信奉“基督教”，自称近两千年来是依照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来教育其子孙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其结果之一，即近两千年来基督教教育的丰硕果实之一，是一场运用理智、技术、工业、语言的一切手段进行闻所未闻的野蛮行径。这个现实，只有这个现实，才是使我感兴趣的事实。我把它称之为：“基督的山上圣训丧失效力”。——旁观者的结论便是如此。假如我们走进某个家庭的室内，只见满屋尽是脏物、凌乱，儿童的低级下流话及我们所窥见的一切，只暴露出一种道德倦怠的总体状况，我们的行为又将何异于这位旁观者呢？这个总体状况首先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现象——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不论谁是罪魁祸首——是这些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曾祖父抑或别的什么人。任何一种较为深刻的人类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这样的集体的、总体的过失，决不可能完全归咎于个人。任何一个细致的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越是深入这样一个家庭的道德关系各环节，就可越深入地揭示出这种过失不易把握的相互关系。基督教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关于总体罪和原罪的重要概念，只有一种较为深刻的哲学才有能力证实这些概念。[2]我们不应当把它们仅仅看作原罪及原过失的教条概念，也不应该仅仅把它们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看，而是应该把它们与时代、文化圈、民族结合起来考察。
所以，基督徒将把这场战争，或者毋宁说这场战争革命造成的欧洲大乱，看成是基于欧洲历史最近几个世纪的总体过失和原罪而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