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一类的民间故事，将显示出搬运者的性别差异。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由男女搬运者分别传播的两种故事，在内容上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趁当地人还没有忘记故事内容之前，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在东北地区，施展通灵术的巫女，往往与净琉璃剧中负责琵琶伴奏的盲人乐师结为夫妻，而他们讲述的始终都是两种不同的故事。平时巫女和乐师可能会在家里交流，十分了解配偶讲述的故事内容，但在工作中仍要各讲各的故事。而男女宗教人士都会讲述南无药师如来的故事。我国历史上似乎存在过一种“故事集散地”,盲人乐师和歌比丘尼在这里拿到故事之后，就以此为资源巡游各地，而誓愿寺及延历寺竹林院，可能曾经就是这种地方。关于这一点，元禄年间在京都刊行的《人伦训蒙图汇》①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暗示。元禄年间江户人口激增，据《人伦训蒙图汇》记载，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其种类数量比前一个时代增加了几十倍，甚至连那些在别人家门前唱经念佛以求施舍的“歌念佛”,都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盲人乐师也会从事这种工作。另外，当时社会上不仅流行《御伽草子》这样的儿童故事，还有一些面向成年人的民间故事，如“讲理的故事”,其中带有艺术性的故事，尤其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和重视。随着此类民间故事的普及，江户人用它来进行教育，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我个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那些云游各地的男女宗教人士才会跟随大趋势，从各自的性别立场出发，积极参与同一个故事的传播。在历史上，最初的职业讲述人可能是巫女，但如果我国没有男性职业讲述人的话，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可能就不会在各地演变成地方传说。
实际上，传说即意味着一种“主张”。当地人相信传说的内容，向外地人讲述当地的传说，实际上正是在认真地介绍当地的真实历史。有时地方传说会被刻录在石碑上，这种碑文的内容在今人看来可能很荒诞，缺乏现实性，但修建石碑的当地人一定是十分严肃的。诚然，这些人搜集和传播的故事内容，一般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地方社会总会有一些积极追寻历史的人，他们在没有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请教当地农民，并认真倾听他们代代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同时也奠定了今天“新国学”①的基础。重要的是，地方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一种记录历史、追溯历史渊源的趋势，首先是因为江户时代社会较为稳定，男人放下弓箭，从积草屯粮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民间叙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说在江户时代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男女讲述人的相互合作也必不可少，下面就举一个例子，而这篇关于和泉式部的文章也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阿波，以抚养浦(现德岛县鸣门市)为中心流传着一个清少纳言的传说，由于内容太过奇特且粗俗，如今有些人拿它来逗笑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