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实物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假象。地块随它的领主而个性化，有他的爵位，随他而有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他的特权、他的审判权、他的政治地位等等。……同样，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最狭隘的民族性……同样，那些在领地上干活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②
由于私有财产这根线把他们的个性完全串在了一起，所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奴都不能作为个体从这根线上挣脱出来。③
随着私有财产向抽象物——价值——的发展，把人的个性与他的私有财产合并在一起就再也不可能了。作为包含着独特的个性化特征的东西，特殊的私人财产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没有人再会用封建地主和农奴关心他们特有的私有财产那种方式去关心他所拥有的价值形式。与旧制度安排相一致的那些义务、情感和特殊的忠诚等同样也消失了，而且把生产活动之外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也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认为他自己在工厂外面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需要和社会责任的独立存在。对他来说，他作为生产者的特征随着在生产活动中根据他的任务形成的日常竞争的出现而消失了。资本家同样也是如此。一旦这二者都终止了等价交换，那么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感到彼此之间的约束。因为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人们认为没有什么能够存在的背景，所以阶级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①
然而，这种对他们来说表面上似乎享有最大自由的个人的独立，恰恰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②。马克思坚持认为：
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③
由于它们的退化，所以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在需要的时候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帮助，并且给它的超越了生存欲望的存在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联系被消解掉了，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各归其位。由于没有这些被撕碎了的联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平等，一种抽象的平等；他们新的自由仅仅是斗争的必然性，他们生活的权利仅仅是一种试图生存下去的义务。
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分离绝不仅仅是一个梦，而且在这样做梦并且试图按照这个梦来办事的时候，他就是让自己“受偶然性支配”的。①奋斗、勾引、乞讨、纵容、偷窃、撒谎以及让别人失去控制等行为可以成功地让一个人获得生活必需品，但是在一个人人都这样为人处世并且商品紧缺的社会当中，是不能够指望这种结果的。因此，马克思声称：“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②与封建社会相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更可能被剥夺掉他们拼命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责任和对事物的控制弥散在了它对他人命运的制度化的关注当中。支配劳动产品的偶然性同样也会支配劳动行为本身。在饥饿的威胁下工人被迫接受那些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都是社会条件中的囚徒，它给他们中的某些人——这些人并不知情——划定了失败的范围。因此，这种天然的机会隐藏着“物的力量”。
如果我们暂时后退一步，把马克思的体系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与劳动和价值的地位类似。尽管劳动(最初是分工)是首选的关系，因为它包含着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价值(最初是私有财产),但是对于囊括在这些活动中并通过活动的产品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而言，阶级则是首选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劳动和价值直接确定了它自身在关系中的层次——根据这些层次，马克思让马克思主义者明白了什么是社会。
通过分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表现形式与人、活动和产品之间的关系一样是相互依赖的，而且这种因果联系在它们当中全面地发挥着作用。此外，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要素——关系——具有很强的弹性，所以阶级是关系的构成要件，劳动和价值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不引入活动和产品——社会关系是在它们当中并通过它们得到体现的——我们怎么解释社会联系呢?因此，对共产主义最著名的勾勒——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分工被终止”而且“私有财产被消灭”了的时代——就是可以选择的，而不仅仅是互补的。在每一种表达方式中，同一个整体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描述。因此，如果要正确理解，那么“阶级”就像“劳动”和“价值”一样，人们可以认为它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