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也发生在地产领域,因为地产好像天然具有产生地租的能力。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条件必须同劳动能力相分离,而这种分离的基础是,土地本身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在我们这个时代,土地形成了“被垄断的土地,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这种形式。②在这个实例中,生活利润(lifeprofit)、地租是社会关系,它们的部分价值被地主吸走了。马克思说: “正像在资本和资本家——他事实上不外是人格化的资本——那里,产品成为生产者面前的独立权力一样,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土地也人格化了,也会用后腿站立起来,并且作为独立的权力,要求在它帮助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占有自己的一份。”③与资本的情况一样,地产对人的支配被误解为来自土地本身,而不是来自土地所有者。
马克思所揭示的物化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劳动产品,而且通过价值的形态变化同样也适用于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式。我们前面看到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做一切事情,但是,如果把这看作人与他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的表现,那就头足倒立了,因为货币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被当成了自然属性。毫无疑问,人们对货币的态度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典型代表,当利息产生货币时(货币的借贷就出现了利息)这种态度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里,人们认为他们看到了“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自行增殖的价值”④。当货币以这种方式“增长”时,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①工人、机器、原材料等所有生产要素都被降低为仅仅是目的,而货币自身被当成了财富的制造者。
最后,劳动关系自身也被物化了,它被制造成了一个“精灵”——雇佣劳动,成了一个褪去了它的独特特征的抽象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把劳动——创造价值的特有的异化劳动——看成是在所有人当中始终存在的生产活动,看成是仅仅生产了那些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他们的那部分价值的活动。因此,劳动被认为具有“自然价格”,马克思认为这个概念“和黄色的对数一样不合理”②。
当把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地产和劳动当作物的时候,它们的完整的统一性就消失了,而且它们共同存在的社会被扭曲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①
一旦价值的不同形式被物化,我们只能期望的那些内容——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它们赖以存在的时间顺序——也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实例中,生产关系对人来说表现为物,它们的——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按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②
人们倾向于把这些由于贴上了“规律”这个标签而显得无比高贵的经常发生的经济事件看成是自然界的自然属性。但是让它们出现的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表现出“盲目必然性”的仅仅是没有得到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
当然,所有这些拜物教的实际影响就像无知之幕,妨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由于它的起源、现实的运转机制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些批判都没有击中要害,而且会改变环境的行为也不能得以有效地实现。正如马尔库塞正确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