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抑制性的理解，而是工人阶级的极端处境，他们受苦的程度让这种具有计算优势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一些。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安慰剂，而且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被忽略。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满足他们的一般方法，既包括那些在体系内可资利用的满足，又包括那些需要体系转换的满足。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不能单独保证满足工人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异化最为严重的工人也得不到满足。在这方面，工人的整个生命就是他的教育，他在其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学会了接受把他的阶级利益当作自觉的目的。
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绝不是认为完全毁灭了工人中合乎人性的东西，而是认为几乎完全毁灭了这一特征：“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②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它被理解为人掌握他想要改变的并且相应地指挥其能量的事物本质是什么的能力。一旦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它就成了工人把这种推理能力运用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认识到很多重要证据对其不利，他也只是在解释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时遇到了障碍，这是因为他的概念框架中所包含的有效假设已经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着。①
马克思的概念误用同样也发生在黑格尔身上，他谈到工人时把“被唾弃的状况” (abasement)和“愤慨” (indignation)混为一谈。②但这并不是黑格尔的独特天赋，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理性观成了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资本家，恩格斯被认为与工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一书让他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并且在让马克思产生一些误解方面“居功至伟”③。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普通工厂工人之间的联系简直太少了。④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们开始的时候总是把他人的合理性视为理所当然，而需要学习的东西常常是(或者说通常是)他们的非理性之物。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对马克思产生的重要影响都反对他吸取这种教训。
为了修订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这些事实，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里认为有一点非理性都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对有些因素关注太少而对其他因素关注过多的问题之故，或者说因为适当的关注给予得太迟了。由于此时此地他在算计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此他对环境的反应就是扭曲的：他就会过于热衷追求某些需要，并且对其他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一个冷冰冰的索求者。通过对马克思所看重的各种力量的重新权衡，部分过分之处和不足之处就会得到调整。但首先是，要比马克思更加清晰地区分五官感觉和一般所说的直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用的。尽管所有人的力量对于自然界来说都是同样的征服手段，但是当涉及激励人的行动时，有的能力就比其他能力显得更加平等，而且进行这样的区分将会帮助我们发现它们是哪些力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好像受到关注而且与其地位不相符的一种特殊能力是性能力。年轻人更喜欢性活动，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它并且试图满足这种性冲动，而且年轻人比大部分成年人也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没有性活动对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有它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不过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大多数成年人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如果不吃饭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不会死，但是这种禁欲活动会如何对人格产生影响呢?这样会强化哪些特征，又会削弱哪些特征呢?没有结论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性压抑对所有阶级产生的影响明显导致了他们的非理性活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