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的其他产品一样，上帝从个体自身在创造过程中所放弃的东西当中获得了他的特殊性质。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②。个人放弃给上帝的那些属性可以通过对他的宗教活动的考察窥见一斑。通过他拒绝用来质疑宗教教条的理性功能这个天赋，人让上帝变得全知全能。上帝的全知全能产生于上帝将会提供帮助的人的信仰所产生的对他自己成就的限制。上帝的显赫地位来自人在创造生命过程中的那种自我尊重的天赋，而且他认为这种创造的生命比他自己还要杰出，等等。
不仅仅是这些他正在实实在在和全面使用的性质，很大程度上个人所能取得成就的潜能构成了他之于上帝的天赋，而这种潜能的全面实现则需要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上帝来自那些社会化了的人性的异化力量，或者来自对于成为一个人的含义所作的最充分的论述，而人这个社会存在物与他的同类一起统治着自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声称，“基督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全部宗教狭隘性转移到他身上”③。再一次，对人和他的现实生活的调和被看成是对二者的支配。通过宗教活动，个人控制自然的潜能被转移给了上帝，相应地，他也减少了他能够施加的实际控制。从那以后，通过各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联的被认为是上帝，而人类通过他们的异化活动不再能够通过这些方式控制自然。因而，上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人能够成为什么,而且只要他继续把他的潜能具体化为上帝，他也代表了人不能成为什么。或许，这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充分描述的宗教拜物教成了马克思在建构商品拜物教时使用的一种模型。
与价值的形态变化相应的发展在宗教当中也能够发现。宗教活动所指向的上帝—对象经历着从上帝向基督耶稣、圣母玛利亚、圣灵、圣徒、教会、教皇、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圣经》以及各种各样的圣迹、符号和圣地的转换。就像劳动价值论一样，上帝这个宗教活动的即时产物变形成为很多亚种，所有这些亚种与它们的创造者——人一起共享同样的基本关系。但是，在宗教中发生的过程不仅仅与价值的形态变化类似；它根本就是同一个过程，是在个人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产生的异化活动的同一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如此，马克思能够把“生产方式”和“工业”予以扩展以涵盖宗教。在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怎么能够买这么多的东西，甚至能够购买宗教的上帝—对象呢?如果每个购买活动都是等价物之间的交换，那么货币这种价值的交换形式只能购买能够表现价值的对象，也就是说，能够购买像货币一样来自于异化活动的对象。
在每个领域，通过人自身的运作而被赋予生命的对象使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而且是一个“敌对的和异己的”存在物。①在宗教这种情况下，在保持神圣性时他所使用的力量已经与他相敌对。他的独特性(比如理性和人的性活动等)被剥夺了，而且对它们的使用被贴上了这是“反对上帝的犯罪”的标签。在上帝那里，人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敌人，而且创造了他已经承认的失败。遗留给他的唯一反应是请求宽恕，但是由于“神圣的智慧”对于纯粹的人类而言过于微妙而不能被充分认识，所以他绝不会知道他的请求有没有被注意到。因此，他所有的顺从也必定是永恒的。宗教人士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蚂蚁与即将到来的蒸汽压路机之间的关系。对于看到它的蚂蚁来说，蒸汽压路机这个纯粹想象中的东西并不使它感到害怕。
与人的异化活动的其他产品一样，他对上帝的有益之处反映到了他与控制上帝的那些人的关系当中。在马克思看来：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同僧侣或者世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①
人的宗教产品的使用价值已经让渡给了牧师。通过以上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控制了所有的神性，就像资本家控制了商品和统治者控制着政府组织一样。在这个例子中，牧师用信徒自己转移给上帝的属性来威慑和恐吓他们。
既然神性建构于“人”的贫困之上，牧师自己任命的任务就是让人变得贫困，把赋予每个人的血肉抽离掉，并保证提供给人的丰富性。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①。牧师利用了每一种可能的精神贫困的方法和技术：罪、祈祷、赦免、禁书录、宗教裁判所、天堂、地狱和罪恶，尤其是罪恶。他有能力利用每一个弱点。当蛊惑人们相信他是根据上帝来对他们有所作为时，他使用了“挽救”、“慰藉”或“谴责”这样的术语。结果是，人之于上帝的不合人性的尊重和屈从复制给了牧师，他把它作为应得的贡物而接受。
人类关系的滑稽模仿导致了它对人类爱的嘲讽。人被要求彼此互爱，因为他们是在上帝的想象中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上帝爱他们所有人。不是基于那种对别人现实人性欣赏的爱，基督的爱是一种轻飘飘的爱，每个人都能分享这种爱。它依赖于人对上帝的爱，它自身是对他的人性的否定。这是以一种更扭曲的形式进行的反弹，比把人的属性抛到九霄云外还要过分，但另外一种被装饰了幻象的关系却返还到了人世来折磨众生。
对于马克思来说，只要它满足了异化了的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宗教就会继续存在。用他的话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②。这种真正意识的程度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达到。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①。直到人在自然中有意识地创造自身，自然才看上去像是创造了他。因为二者之间的裂痕，他在他自己和自然之上放置了一个存在物，这能够发生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占有是片面的，仍留下了需要猜测的神秘之处。
马克思谨慎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社会占有并不会导致无神论——对上帝的否定，因为并不存在什么需要否定的东西。②相反，好像真相已经退出了争论；人们是肯定还是否定上帝存在的问题绝不会被再提起；所有问题都能被解答，或者至少说是被认为能够解答。宗教满足了异化了的人的需要，但它——正如这个时期由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所满足的需要——会随着他的异化状态的消失而消失。标志着它异化的特征已经不再具有必然性，同时也不再有可能性。而且，正像我偶尔曾在关于其他领域的评注中提到的，当人与他的活动、产品和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完全被改变之后，宗教异化才是不可能的。作为整个社会机体所犯之病症，任何地方的异化都要求社会整体治疗。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