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攻击格律恩对傅立叶的心理学所作的解释时，他声称现实的个人的任何一个单一属性都不能说明全面的人：“这个不是从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存在来加以观察，而是从其耳垂或某种不同于动物的另一特征中引申出来的‘人’,一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包含’在自身中，如同自己的脓疮一样。”①然而，当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时，他就成功地对他的“人性一般”这个概念进行了概括总结。②在某种意义上，在人们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下，马克思用于表述自己观点的任何重要范畴都具有这一功能。马克思选择人的“生命活动”(它能够指涉有别于人这个类的所有活动),是因为他认为它最有利的条件是通过它可以观察人的其他关系。
“生命活动”的核心是生产性工作；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③。而且他在其他地方声称：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①我们已经系统研究了人的关系，它牵涉了“他们生产什么”——在这里工业被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但是还没有牵涉“他们如何生产”。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工作在展示人的力量时所起到的作用，看到了它是如何改变他受到一定限制的本性的，以及看到了为了发展他的能力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性质仍需要说明。因为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带有一定的小例外的性质，也能在个人其他生命活动中找到。
即使是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人的类特性是对他的生命活动特征的最好概括，但是我仍发现马克思给最近这个范畴赋予了一些独特的内容，这让人产生了双重误解。首先，尽管它通过类的发展能应用到整个类活动，但是它没有——它仅仅应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活动；其次，作为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的描述，非常不幸的是它完全没有细节内容，这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就主题的评论中看到。马克思把人的类特性概括为自由和有意识的活动，这个总结是在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时得出来的，当时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异化活动是不自由的。②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像在其他社会条件下一样获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类特性，那么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能够得到最低程度的认可的条件，或者找出一些只要是人，那么他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的性质。马克思一度曾尝试这种用法，尽管他从来没有根据人的类特性而得出任何结论；如果他这样做了，它就会与上面所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根据大多数人能够认可的最低条件，当一个人把它与人的自然活动(或者说他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拥有的活动)进行比较时，人的类活动就会呈现出来。我用来区分自然力和类力量的方法是一样的。马克思说：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①
人的活动据说与动物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能够在精神上把他自己与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区分开，而动物仅仅是做而已。动物没有意识到它们自己是活动着的实体。意识到他的行动与他本身就是剧中人(把他自己看作能够实现他的目的的人),这是个人在一定场合下选择是积极行动还是保持无为而治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种有意识、有意志力的活动在所有生物当中是独一无二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