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用来重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四个主要关系中最后一个是个人与他的类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类是一种可能的范畴，它尤其说明了那些把人从其他生物中划分出来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共产主义条件允许个人发展，而且能够说明他作为一个人的所有原因，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作为类的人是一致的。因此，当马克思说“异化劳动……使类同人相异化”①时，他是在说这种能够辨明个体的独特关系格局，因为通过从事资本主义的劳动，人已经被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人与他的类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与已经考察过的其他关系完全不同。人与他的工作、产品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关系目的都是当前存在的，而人与他的类之间的关系则离现实比较遥远，其中活生生的人要用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标准来进行测度。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工作、产品和其他人当中对人的异化的重构，那么现在从作为类的个体成员这一角度来看，可能异化的这一方面就能够被更清楚地加以把握。正像马克思所说：
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①
类异化与社会异化之间的关系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明确说明：“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②
在试图说明通过类异化人究竟失去了什么的时候，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的区别进行了一些比较。当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劳动的产品的时候，马克思声称后者的“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就变成了“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③。所有生物都和与之相关的自然对象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系。他的力量和需要比任何动物都要大、都要多的结果就是，人享受了拥有各种各样的更加复杂关系的好处。这表明，人在生产活动中能创造出并非当下需要的对象，能创造出更多的事物，能够创造出更美的事物；他还能对他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对象进行再生产。④
当与之相关的自然对象成了他人的财产的时候，人与动物相比存在的所有优势就变成了不利条件。当动物在森林中从它身边的环境中获取它需要的任何东西的时候，人则被限制在他所使用的对象必须得到此物所有者的同意这个范围内，这些对象必然比他的力量所要求的要少得多。正如马克思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①,如果把这些对象从他的管控下剥离出来，那么人类也就被剥夺了现实性，被剥夺了要求把他自己作为人类而应该展现出来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一些，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用我们使用的占有概念和讨论到的事件来替换马克思的概念。因此，尽管我们可能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也能实现自己的潜能，但是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他的这种潜能概念和个人控制自然界其他部分的观念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个人必然会把其他东西排除在外。这种结论绝对不会影响到马克思给私有制赋予的历史角色，这种角色有助于为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那时人能够通过消除私有制来全面实现他的类力量。但到了那时，通过别人对这种完整自然的没收，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独特特征就在比动物世界的范围还要低级的层面上消失了。
在处理类异化时，正像我们可能会预见到的那样，马克思给人与他的活动这种关系赋予了极为有利的位置。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②。这种活动是个人展现和发展他的力量的主要途径，而且根据它的范围、适应性、技巧和强度等，它与动物活动就得以区别开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③。工作成了谋生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过上有机会进行工作的一种生活。仅仅作为一种存在的生活一直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它成了社会运转的动机。
工人对作为一个人的本真含义的违背也能够在思想范围内被发现。马克思说：“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①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个人能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并且拥有了进行选择和计划的能力。他还能为自我实现而做好准备获取必要的技能和知识。这种深谋远虑的程度属于作为类的成员的他。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②。人的意识中最重要的部分被用来指导他不辞辛苦的谋生活动，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他要想成功，这种关注是必须的。
能够区分人与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被取消以后还能剩下什么呢?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性中仍留存的“残余”既不是人的，也不是动物的，这不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用他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抽象”。因此，当他说异化劳动“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③时，他是在说，剥夺了人所有特征的人的存在就成了剥夺了人所有特征的工作的目的。在这个解释中，对人与活动、产品和他人之间的类关系已经倒退得很远了，而人也已经成功地变得面目全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