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发生在所有生产活动中的人类的生产力和他们的对象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对象的一方发财致富。马克思认为工人耗费他自己的力量越多，产品就增加了更多力量，甚至获得了工人失去的性质(现在适当地有所改变)。作为工人不再拥有的能力的具体化，马克思相信产品以其他的方式为生产他们的人们保留了下来。这里的本质是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生产的结果，这些产品有能力进入相互之间，以及与人类自身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能力是工人已经失去的，同样也是这种生产的结果。
从工人到他的产品的某种关系的取代对这样的幻想是负有责任的，即无生命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力量和它自己的需要的活的有机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①。大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产品的生命是活动的过程，这些活动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在交换过程中，这包括他们为交换的目的进行的生产。人们在市场中追逐这些产品的发展，好像在观看一部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创造物的演出。在这出戏剧中，被个人扮演的那部分角色“他们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参加这个过程；他们互为对方的存在，是他们的商品的存在”②。随着人们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看作他们的产品的附属品，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将会首先作为物之间的关系出现。因此，在鞋子对布的交换中，转让的这些数量的物品看起来是相等的，但这种交换仅仅掩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关注，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异化的这一方面构成了他的著作的重要主题。③
在生产异化中的第三种关系和工人必须服从于他失去的东西有关。他的产品已经变成了“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马克思声称，“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④。对马克思来说，具有这些，个人之间就会紧密相连，但他并不能控制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些事情正在控制着他。他要求他的产品用来消费并且再生产，但他没有能力得到它们。此外，工人不能参与决定这些需要的产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反而，在每一种情形中，他能做的仅仅是对已有的存在做出反应。他的产品对他来说是给定的东西，无论数量还是形式。因此，在工人和他的产品之间作为结果的互动对前者整体上加以总调整以便去适应后者的需要(并且因此是强烈要求)。在这种意义上说，主要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控制了他们的生产者。这可能就是上面谈到的作为“取代关系”的重要例子；尽管人作为人，有能力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自然，但是现在他的产品能够控制他。①
这种在工人和他的产品之间的角色交换，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同样也很明显。前者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正如马克思所说：
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做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马克思补充说，“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②。
①“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359～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另一方面，消费物品依靠它们创造出来的欲望，也有能力控制它们的生产者。马克思熟知一个产品是怎样先于人们对它的需要的，实际上是怎样制造出这种需要的。我们知道的消费就是“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就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①。因此，我们期望消费者在他们必须消费的产品的哪些生产上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形下，正是人的品质受他的产品的摆布，受他们制造的需要并且为得到这种需要所摆布。这些产品对超出他的控制的强力做出反应，服务于目的而不是他自己，一般来说，是资本家的贪婪。因此，马克思声称“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②。
除了操纵人们的需要，给定的消费物品的形式有助于决定占主导的消费模式。每一个产品都会带来一整套被接受的用法。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的较大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活方式已经退化为超出了对他自己的产品需要的状态，里面包含着控制着人的人造的非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