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工人的异化来自劳动力的买卖的话，那么异化也是先于买卖的。马克思经常说，前面提到的在交易中包含的劳动力是“抽象的”和“一般的”,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中显然能够得出上述结论。对他来说，雇佣劳动总是“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③。只有这种与特殊活动没有任何联系的生产潜能才是“劳动力”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马克思批判李嘉图说，通过使用“劳动”而不是“劳动力”,李嘉图就“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④。没有别的什么劳动能够用这种方式做或被做。①马克思在这里也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即与“劳动”相比，“劳动力”这个概念的无差别的性质更明显，因为劳动力强调的是可以充分挖掘的潜力，而劳动则是一种隐藏在微小差异后面的抽象品质，而这种差异在现实的任务当中是存在着的。这也是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用“劳动力”来取代“劳动”的另一个原因。
马克思经常由于把劳动看作抽象物，也就是看作一般性的生产活动而受到批判，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它发生的地点和方式。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独特的创新并不仅仅属于马克思，而是属于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流派。马克思对这种讨论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劳动”的这种用法与特殊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是劳动刻画出来的，也是它产生的条件。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怎能把劳动看作抽象物，问题在于社会就是如此。正是根据他对这一问题(而且别人也喜欢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能够把资本描述为“一种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把它描述为以批判的态度来剖析资产阶级的经济系统”②。马克思的批评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
通过把“劳动一般”引入经济话语之中，据说亚当·斯密发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独特性质的表现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很容易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但他们通常对自己做的是什么漠不关心。反过来，这就预设了一种情景，即在那里存在着很多高度发展的生产任务，没有哪种任务明显占支配地位。因此，尽管“劳动”在简单的、不复杂的意义上说明的是在任何社会中都一定存在着的生产活动，但“劳动”这个概念(意味着抽象的生产活动)只有在这时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时所有这类活动的共同性质都变得非常明显，而且对马克思来说，劳动承载了一切能被明确界定的条件。相应地，“劳动”被认为“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①。
马克思把劳动视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这种观念也成了他断言劳动具有“社会二重性”的理由。它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且它所有的特殊形式彼此之间是同等的，也就是说，能够根据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前一个特征来自目的固定不变的生产活动的本性，而后一个特征则来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抽象属性，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生产财富一般，而不是生产特殊的对象。
但是对于单个的工人而言，他们生产活动的这些独有特征——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因此，劳动的质的方面可以说是创造了使用价值，而量的方面创造了交换价值，马克思在劳动中看到的这两个特征是他给价值赋予双重属性的原因。②当它的产品被这样看待和理解的时候，劳动就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劳动的异化性质起到了作用。但是，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价值的不同方面之前，劳动与价值之间的整体关系必须得到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