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且马克思把它刻画为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完美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②。只有人给自己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衣物和住所之后，他才可能从事艺术、音乐并付出爱。在没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的地方，最后运用人类能力的领域也就被消解掉了。做他想做的事情，其判断依据不再是要么做出正确抉择要么扬弃这种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和不工作等活动的特征是一样的；只有这种条件存在着差异。
从我们关于自由工作的讨论中提炼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活动的所有特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而，当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③的时候，“自由”有时被用来指这些特性中的一个要素。这里所表达的观点通常被看作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全面表述。①除了恩格斯的评论之外，这种错误的解释源自把他与其他思想家进行类比这种危险的实践。这种例子的代表就是黑格尔，在此岸世界的意义上(initsthis-worldlysense),他把自由等同为对必然的认识，等同为根据对自由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据说这既像是在说他自己的观点，也像是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但尽管这种意义包含在了马克思广义的自由概念之内，但这也仅仅是从一个视角对自由的观察。如果停留在这种有失偏颇的状况下并离开具体语境，即使是这种片面的含义也不可能被理解。通过完全充分的界定，“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必须被表现为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相互关联的整个网络一定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是我在这一章试图进行整理的一个定义。要想正确地理解它，恩格斯的评论必须被看作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整个理论的部分内容。只有当这些性质被看作它们与其他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实现它们的必要方式之间的关系时，“自由”才是可控制的和可认识的。
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范畴，一个人可能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是“自由”;这恰当地刻画出了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而这些部分已经脱离了被建构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这种活动的“表象”或者说现象形式被以前已经消逝的各种形容词彻底地掩盖起来了。对于观察者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活动将会表现出“有意识”、“有目的”、“有专注力”、“在肉体和精神上的适应性”、“社会性”、“熟练性”和“合理性”(在充分发展的意义上，当马克思在处理这一时期时，他对这些表述进行了调和)等特质。根据它们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命活动的内在关系，这样的描述也能够换成创造性、全面占有、人类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类力量的实现等。
为了避免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评述被人误解，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已经成为我为了解释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概念，特别是为了解释这个概念框架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概念框架内，马克思考察了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我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作为我的主要课题，所以仅仅在有助于解释目前社会时，我才会介绍将来的社会状况。因此，在这部分所能看到的对共产主义的重构既不全面(根据马克思对这一主题的很多论述),也不充分。对于这些缺点，我对缺少任何发展的判断非常敏感，比如我们能够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中找到相关表述，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被称为“完备的共产主义”或者仅仅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中得到了论述，它是一个时间长度不确定而且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奠定了共产主义生活的技术基础、社会基础和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成就直接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未完全实现的潜能中获得的，而且由于是充分发展的完备的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它能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真分析中凸显出来。反过来，后者代表了内在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潜能的实现，而且只能从第一个阶段这个角度才能够予以准确把握。换言之，一个人不能希望脱离历史解释来充分理解和公正判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而这种历史解释是以在前一个阶段没有实现的潜能中各个时期独特的人的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的。提供这样一种解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任务，但论证这个理论并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