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明人的类特性的时候，马克思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命活动的描述，因为只有在那时，个体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类存在，只有在那时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差异变成了它们之间所有可能存在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①。在其他地方，他明确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的个人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而且，这种个人的工作“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②。事实是，马克思能够通过“作为类的人”来指称所有的人，就像能用它来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一样。但大多数情况下他用这种表述来指称后者。在这个例子中，类的生命活动就是人们意欲从事的活动，而不是各个时代的人们实际从事的活动。
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对类的生命活动的描述一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除了它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之外，这种活动还是有意志力的、有目的性的，肉体和精神上具有可适应性，能专注的以及社会性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活动与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下以同一名义进行的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这同样可用于区别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到底在哪些特点上有所不同。例如，人在资本主义工厂内的有意识的活动可能仅仅意味着他意识到或认识到，使用杠杆比直接举东西效率要高一点。在共产主义社会，与意识相伴而生的是机敏，而且个体也认识到了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复杂性，其中包括他的产品与他自身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的产品与其他人和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但在共产主义社会，计划的制订更加自觉，更加让人精神愉悦，计划本身也比以前任何社会更重要。进而可以说，如果时间不是太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将比前人能专注于做更困难的事情。
马克思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适应性将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对象所需要的条件很多，而且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懂得并且善于独善其身，或者是善于为了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需要而与他的同伙合作。人们一直以来只能控制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他的肉体和精神的适应性适应了自然的各个方面；而且只有在那时，这种适应性既涵盖每一事物最美的形式，也能吸收它最有用的内容。
要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必须极度擅长他所了解的任何事情。所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被专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因此，这种万事通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的活动也总是那么熟练自如。这种新发现的对对象的支配地位也可以归功于这一时期人们得到高度发展的合理性。在他的知识方面，他至少透过事物的表面深入认识到了本质。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发现人“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达到他们的目的。①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以对自然规律的准确把握为基础的，同时任何一个活动都需要执行，以便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
马克思还说，人的类活动是自由的，另有证据表明他将这种活动主要限定在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代。在他对这一主题最准确的论述中，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称为“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②。这种“真正个性”是人在他的力量和需要达到顶峰的时候，与他的同伴之间彻底和密切的合作，以及他对自然的全面占有。自由的活动是一种力量得到了实现的活动，因此，自由就是人的力量得到实现的一种状况，它超越了在积极展现他的潜能时缺少约束的那种状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