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拒绝承认观念的独立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整体概念在其所表征的系统中不再起作用，而它在绝对观念的形式中为黑格尔充当了其独特表达方式的源泉。整体仍然是所有关系的总和而且在每一个关系中都有所呈现，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在说明诸多关系中的某个关系时，整体没什么用。细究之，现实世界太复杂、太分散、太不清晰了，以至于在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事件时它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一个结果就是，黑格尔给出了种类繁多的术语，试图在其中把握整体——“绝对观念”、“精神”、“上帝”、“一般”、“真理”——而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术语。可能这一区别至少部分地造成了这种观点，即马克思没有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然而，刻画了这种观点的根本特性的是部分(无论什么部分)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作为整体来澄清这些关系的整体的作用。在同一传统中，有些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给他们当作整体的东西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而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和马克思，却没有如此。
当然，包含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变化和发展观与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对应观点有重大区别。黑格尔预见到作为历史最终结果的和谐状态是能进行自我意识的世界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只能是任何正在发展之事物的更大的观念形式的自我揭示。个体自身被降到了只具有被动性的地位，唯一的例外是他参与考量了对准确说来属于世界精神的东西的理解。
甚至在马克思以前，由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就用人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来作为主体了。在这个学派的早期著作中，无论有多么不严密，他们是按照革命活动的观点来理解和谐状态的。由于对那个时代的激进运动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于1843年采取了使他们名声大噪的“批判的批判主义”主张，认为和谐状态是通过“正确的解释”,通过开始理解世界的人们才发生的。①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是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发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早期观点：如果人是主体，那么,使他自己与被理解为是他的对象(实际的或潜在的)的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就是积极地改变世界。变化成了人改变自身存在方式的问题。个人已经从发展的被动观察者(如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使其日常生活得以发生的行动者。
即使从这一简短的概述中也能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继承的黑格尔传统太负责了，而不允许仅仅对其进行简单化概括。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例如，正如列宁1914年写笔记时所认识到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对于那些争辩说马克思已于1842年、1844年或1848年与黑格尔决裂了的人，我的回应是，不存在这种决裂。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加入那些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派的批评者行列，认为他具有唯心主义的偏见、可预知的行为或形而上学的矫情。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给出的选择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用“理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来表示对特殊事件或现象等方面的解释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期(这可以回溯到他的大学时代),是否曾经同意过黑格尔的任何理论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黑格尔的理论赋予世界精神和观念以一种马克思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作用。②然而，当涉及有关借以思考任何和所有主体的形式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决定时，马克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关系观。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