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在写马克思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把辩证法保持在“一般”层面更困难的事情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和敌人当中存在着类似的**，那就是把辩证法当作证明和预言事情的一种工具。①对辩证法来说，它执行的是这些他们赋予它的、并不存在的功能。“由矛盾引起的发展”和“发展的螺旋形式”是最符合(人们被诱导说太符合了)这种处理方式的规律。最经典的结果是建构了正题、反题和合题这种严格的三个发展阶段(triad),它们严格的线性发展甚至在收集事实之前就允许做出预判。但是这将会把辩证法贬低为一个猜谜游戏：从一个已经被认识的正题和反题出发，我们怎样能够决定在诸多提供给我们的合题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在合题出现之前，我们如何确定被贴上“反题”标签的东西实质上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毋宁说，在合题出现之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分离出来的正题真的就是我们这种情形下或这个时期的核心正题呢?②
优先于所有这些问题并可能比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三个发展阶段中每部分的范围进行界定。在构成每个实体的混乱的关系中，我们如何决定哪一个关系或哪一类关系构成了正题，哪一个或哪一类关系构成了反题，而哪一个或哪一类关系又构成了合题?在哪里以及基于什么标准，我们能够从它们的背后得出这个结论?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出结论性的答案。
当它被用于预测时，辩证法绝不会表现出什么错误，仅仅是愚蠢的和没有价值的。如果预期的合题没有出现，它很容易改变为另外一个合题——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或很容易被改变为讨论时间间隔。这就像一个气球，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击打它的时候，它是在另一个地方爆裂的。真正的错误首先在于把辩证法应用于预测这一目的。当辩证法被用于证明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困难。在任何既定的问题中，甚至是那些号称用辩证的观点看世界的人，也不可能有办法在正题、反题和合题是由什么构成的这种问题上取得一致。马克思自己也不应承担这个罪过。他绝不会根据实体就是“否定的否定”这个基础进行论证，或者认为就是由于“螺旋式发展”要求它发生，一些特殊事件就必然会发生。
在批评杜林的时候，恩格斯说：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①
作为观察现实的理论工具的一部分，辩证法的规律从根本上影响到了他研究主体的方法以及他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组织方式。除了作为棱镜把变化带到了焦点之中，他们倾向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发展给予特殊关注，否则它可能被遗漏掉，或者仅仅注意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通过研究他所发现的是特殊实体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不是辩证法，这些关系才是他证明和规划的主题。当辩证法的规律仍维持在“普通”层面的时候，由于是对变化所产生的广义的模式进行的描述，所以上面所提出的令人尴尬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在所有事实收集到一起之后，那么辩证来看毫无疑问的是，“正题”、“反题”和“合题”等标签可能被用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宁愿不用它们。①
① 当马克思曾经批判蒲鲁东带有黑格尔主义倾向而使用它们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主义。“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通过包含内在关系哲学下辩证法的规律，我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即这些特殊的规律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像它们的广阔的框架一样重要。在这里的研究中我并不强调这些规律，因为我觉得就像更一般层面上的关系那样有效和没有什么困难一样，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和异化理论也能够被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