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明如下事实马克思走得更远，即价值区分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病理表现：“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①正如我们将会知道的，异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没有被扭曲、不应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发生了分离。现实的有机统一已经被不同的行动领域所替换，而它们在社会整体中的内在关系不可能再次得到确证。从它们现实语境中剥离出来之后，个体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呈现出来的不是它们事实上的那种关系，而是一种单一的关系。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很多经常相互矛盾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就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逐渐形成了，这就让所有广义上的改革计划总是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得“不合逻辑”或“不合理”。在这种语境中，总的表现是：人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偏见和虚假信息关注得太多，而对他们自己思想形式中预先就有的内容和包含在被接受的思想统治中的阶级利益考虑太少了。对于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都要通过削弱阶级冲突的现实问题来把道德规范予以普遍化的努力，只不过是成功地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服务而已。
就马克思自己的著作而言，作为一种可估价的类型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那些评论与他所说的和他所知道的各个方面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接下来它又与他的生活和所有周围的环境产生内在联系，这不是一个例外，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以这种方式产生了联系。但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马克思就把他所作的认可或不认可的评论更加密切地整合到他的体系中，于是大多数思想家通过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区分就对他的本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比如，马克思声称，当一个共产主义者站在“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①马克思声明，对那些具有他所描述的这些外观的人来说，这些“事实”就包含着他们自己的谴责和一种应该对此付诸行动的呼吁。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其他东西，那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一个相反的道德判断，而是因为他们感同身受的特殊关系(比如他们所从属的阶级、他们的个人历史等)让他们对这些事实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②
其他人看到的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在马克思早期对宗教批判的主要评论中也表现得一览无余。他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③马克思对宗教是什么所作的分析并不是准备让我们对此做出评价，但是它包含着评价。而且他认为，完全接受这一点，就必然接受另外一点，因为后一判断与那些让它变得既可能又必然的一整套信息内在联系在一起。虽然它并不总是这么明显，但是马克思所有的描述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存在“道德的中立性”(他将会认为这只是对其他思想家的观点表示赞同而已)。
那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哪种方式最能够刻画他认为的价值要素的特征呢?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它们是对这些要素的直接描述，或者对那些他所面对的要素的直接描述。这些描述是他在更广联系已经被很多批评者指出来了。例如，以赛亚·伯林就曾评论，“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理论相反，马克思认为脱离事实不可能对价值进行思考，价值必然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态度”(IsaiahBerlin,KarlMarx,London,1960,p.6)。但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下一步要问的就是马克思对此是如何处理的，对他而言其他观点又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