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①如果马克思在成功完成这本著作时打算研究伦理学的话，那么我认为下面这个问题将把他主要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作为价值判断，为什么我们社会中的现象是值得认可的和需要谴责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本质上是在解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现存形式如何出现，解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依赖，甚至解释它们如何依赖于人类活动的特征和在与经济并不搭界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伦理学的批判同样也注意说明我们不同的伦理生活方式——比如把同意和不同意视为价值判断——是与它们所起源的整个社会结构内在相关的。为什么社会现实的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以这种方式组织成这些形式呢?
这种方法在马克思对这一主题所作的一些评论中已经显得非常明了了。例如，他说在资产阶级伦理学中，谈话和爱情失去了它们所特有的意义，而且“成了代替它们的第三种关系即功利关系或利用关系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每种能力所要求的是与它相异的产物；这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关系，而它恰巧就是功利关系”。①总之，社会关系已经成了以原则的形式表现的事物，而且它对人的思维和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幸的是，面向伦理学问题的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相反，他们一般都愿意用下面这些主张来进
行解释说明：“(1)道德价值是变化的；(2)它们的变化与社会的生产力和它的经济关系相一致；以及(3)在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价值是那些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道德价值。”②作为这一例子的一部分，“善”(good)、“正当”(right)和“正义”(justice)等概念表明，它们的含义来自于生活条件和使用它们的那些人的相关利益。③
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行为的认可和谴责就表现为从抽象原则推演出来的价值判断?回避这个问题的后果之一是马克思自己的认可和谴责行为拒绝这种简单的分类。我不想对广泛的内容和不断增加的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在上两章所采取的非正统的立场要求对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什么是“价值判断”予以澄清。是否存在一种马克思的伦理学，它毋庸置疑地在其理论基础和提倡的内容上与其他伦理学体系存在着差异，但是却与它们一样构建起来并执行着同样的一般性功能?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已经由于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而被损害了，尽管这些标准并不一定被认可。根据一个或少数几个选择出来的标准，马克思可能被认为是伦理学家，或者认为他不是伦理学家，或者既被认为是又被认为不是伦理学家。比如，如果我们的标准是马克思是否认为他有伦理学观点和/或他是否会用“善”、“坏”、“惡”、“价值判断”等这些普通的伦理学术语，那么显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伦理学家。如果我们的标准是马克思是否是在道德说教——他关注的是把责难和赞美作为目的本身，那么我们很快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