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之所以让人关注，不仅仅在于不再使用“行话”,而且还在于其宣称恩格斯以及马克思都是迷糊的，不能完全澄清它们的含义。在英语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可以追溯到乔治·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的传统，它警告马克思的读者“绝对不要关心形而上学”,不能根据批评者的政治观点把他一些微不足道的夸张和因分歧而产生的错误指责为“有灵论哲学”(animisticphilosophy)。①另外一个更难解决的困难是，从马克思的术语中推导出一个他试图要展现给人们的世界图景。恩格斯的评注并不能解释这个神秘过程，但它们指出了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方向。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中，有些读者发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存在于他的术语中。
几乎毫无例外，马克思的批评者规避了对马克思社会现实概念的认真研究。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这一主题表明立场的压力，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马克思认识世界的方式做出某种假设的压力，相应地，也没有减轻他们认为马克思了解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种特性这样的压力(一般来说这种看法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他在当时所能描述的内容进行了现实的限定；马克思的术语在特定的世界观中被迫进入了一种他们必然预设好了的模型中。因此，就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他自己的观点而言，他们直接讨论马克思的理论时几乎总是错误地采取一种普通的语言标准来确定它的含义。这种方式假定，我们所接受的那种“常识”性内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了，亦即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②恩格斯对这种假设所带来的危险已经说了很多，但我还是想表明它至少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某种标准解释产生了影响。我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说明，应该在下面几章对认识论研究投入更多时间。
可能在马克思曾说过的话中，没有哪句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这句话被重复的次数更多了。任何生产方式的重要发展都会导致其他领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点不仅在当前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在“跨”时代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就知道这么多。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是，严格来说生产方式都包括什么内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能够决定其他要素?或者，我们可以问，马克思是如何使用“生产方式”和“制约”这种表述方式的?
约翰·普拉门纳兹(JohnPlamenatz)对马克思明确表述过，但被普遍解释为一系列“基础主义”假设的主张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说明。在普拉门纳兹看来，马克思的观点——首先，它假定，历史学家所记录的人的活动已经完全进行了分类处理，它们被分为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其次，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改变了它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要素的性质。最后，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的性质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活动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改变。②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假定中都为批评者提供了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把社会现实与他关心的“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区分开。比如，“意识形态”一词有时指所有的观念，有时指那些规范性的以及一些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观念，有时又指那些仅仅为了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观念。用异常锋利的思想利刃，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Gurvitch)声称他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13种含义，而且这些都能够提供证据证明。①当马克思使用“阶级”和其他很多重要概念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很多类似的重大差异。②
但是，如果马克思用这些同样的表达来指称不同的事情，那么他同样能用不同的表达来指称表面上看来相同的事物。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