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19世纪往往被人们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纪。在有“理性时代”“启蒙时代”“革命时代”之称的18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发明创造令人惊讶地不断涌现。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对人类社会生活以及世界的面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有力地促使了对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遍信仰的形成，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变革，引起了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变化。
19世纪，欧美国家在自然科学发展和发明创造涌现的影响与推动下，加快了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进程，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正是在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进程中，欧美国家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在19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得到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与教育思想关系尤为密切的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哲学和心理学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也必然会推动教育思想的发展。
毋庸置疑，19世纪社会的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巩固，不仅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为学校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在19世纪中的变革比18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变革是一种主旋律。正是在教育变革的基础上，近代西方的国家教育制度开始确立起来，并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19世纪欧美国家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或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或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或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对教育问题做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因而出现了主张各异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教育思想的丰富程度，还是教育思想的深刻程度，19世纪教育思想显然超过了18世纪以及先前时代的教育思想。
在德国，出现了国民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实验教育学思想。从整个19世纪教育思想历史来看，德国在教育思想上的发展明显超过其他欧美国家，尤其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更使德国在19世纪教育思想历史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领先地位，吸引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家去学习。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博伊德（）和埃德蒙·金（EdmundKing）所指出的：“德国在教育思想和行动上都处于前列。国民教育的重要实验以及同赫尔巴特和福禄培尔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教育理论上的显著成果，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教育领导人。”[1]
赫尔巴特作为19世纪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接受了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学化”的观点，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赫尔巴特把系统知识的传授放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首位，构建了以管理、教学和训育三方面为框架的教育理论体系，成为西方教育思想历史中“传统教育理论”的主要标志。无论在理论的广度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明显高于其他19世纪的教育思想，以至有的西方教育学者说：19世纪是赫尔巴特的世纪。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以费希特、黑格尔和第斯多惠为代表人物。它强调国民教育的发展，并促进德国的复兴。从思想渊源来看，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显然受到了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费希特和黑格尔更多地从民族复兴方面来思考国民教育问题，而第斯多惠更多地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思考国民教育问题并付诸教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