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的性格形成学说在理论上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与教会所宣扬的“原罪说”相对立；在实践上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他由此断定：当时人的不良性格是由恶劣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要养成理想的性格，就必须改变旧的环境，建造新的合理的环境（即欧文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
欧文的“环境决定论”主要来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爱尔维修）的机械和形而上学唯物论。与他们一样，在社会历史问题上欧文同样滑向了唯心论和改良主义。
欧文一方面认为社会环境决定性格，并且把社会环境主要理解成制度、立法、教育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环境由人的理性所决定。为了摆脱这对矛盾并找到出路，欧文就只得求助于少数“伟人”（尤其是社会的统治者）的明智，认为这些人能够不受坏的环境的影响，生来就具有普通人所缺乏的理性。依靠这些人制定好的法律和教育制度，对愚昧无知的人民大众施行启蒙教育，就能使大多数人的性格由坏变好，从而使坏的环境也变好。因此，欧文还竭力宣扬“教育万能论”。他十分明确地说：“儿童们可以经过教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情感和习惯”，即“可以经过培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性格。”[59]
欧文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不懂得环境的改造和性格的改变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统一起来。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人民大众的良好性格也只有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教育者”，革命领袖必然也是在长期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0]
从“环境决定论”出发，欧文进而强调个人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必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惩。他指出，人对自己的性格“绝无任何功过可言，不论在今生或在什么来世，都不应得到赞扬或谴责、奖励或惩罚”[61]。这里就牵涉到以下有关道德教育的一些问题：在环境形成人的性格的同时，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否也起一定的作用？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要负责？是不是应该根据人的行为的好坏给予奖励或惩罚？等等。
欧文的说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某些不良行为或犯罪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严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即主要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工人在奴隶般的屈辱状态下的早期的一种反抗方式。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62]资本主义社会的奖惩制度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法律和道德的。欧文反对这一制度，指出它乃是社会不平等的象征，显然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赞扬欧文“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