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指控当时的教皇和红衣主教进行了“不良的教育”。他说，“神学是宗教学校传授的唯一科学”，[7]这种“科学”“使僧侣有法把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琐碎事情上面，叫基督教徒只追求永生，而看不见世间的伟大目的：尽可能最迅速地改进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8]他在1822年所写的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法国政府不设法扩大国民的实证教育，反而竭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受迷信的控制，把国民教育的领导权交给僧侣阶级。圣西门反对当时耶稣会的教育。他还批评1822—1828年任法国内阁首相的威列尔（Jean-Baptiste-Sera-phin-JosephVillèle），说：“这位内阁首相也尊崇陈腐的学说，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领导国民教育的大任交给一些耶稣会会士，而这些耶稣会会士则企图向青年人的头脑里灌输如下的思想：平凡无能的人应当超过和领导才智出众的人，没有用的知识应当高于有益的和实证的知识。”[9]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教育，圣西门认为，那完全是要把人民教育成对统治阶级俯首听命的人。他说：
普通的法兰西人民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家大事，甚至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如此高深的观念。别人使他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看法，而他们自己也完全养成了这种看法，以至认为凡是敢于谈论公益、敢于对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应当实行的措施发表意见的被统治者，都是可笑的。[10]
大学教育则产生和养成了一种过分崇尚古代、古代伟人和古代制度的尊古风气。法国封建社会所要求大学生的，“并不是他们对祖国的制度、对当代的事物和人物的了解，而是他们对古代的学识，他们对那些与当今毫无关系的一无所用的往昔的回忆”。[11]并且，人们期望于青年初学者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精明强干的人”，“并不是要求他们的才能”；“人们帮助他们取得的，并不是对民族发生有益影响和进行明智改革的能力”，“人们指示他们当作最高成就的，根本不是改进社会的状况”。[12]而恰恰相反，是要把青年人培养成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封建社会的弊端。
圣西门严厉地批判道：
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人所获得的三种教育：一是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为奴隶，所以它也不能而且当然不能对理性和风尚发生积极的影响；二是大学进行的教育，只能使法国人发疯，沉湎于幻想，而且它做得还很有效；三是法国人进入社会时得到的教育，使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乐于发号施令。[13]
综上所述，圣西门对旧式的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以取代旧教育。
二、“实业体系”与教育
圣西门所设想的社会新制度是所谓“实业体系”（又称“实业制度”，也称“协作制”）。在实业体系中，虽还保留私有制，但实业家（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的生产活动要服从国家总的计划。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14]。在这一体系中，道德的一般目的在于：从物质上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从精神上改进人类的智力活动。圣西门所讲的物质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得最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的美好东西”[15]；他所讲的精神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的智力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至使他们能够欣赏艺术、知道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掌握改造自然的方法，而且他们在精神方面受到了关怀”[16]。新社会的领导权包括“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圣西门认为，应当把精神权力交给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他们所联合的艺术家。农场主和工厂主应当联合商人主要负责领导世俗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