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爆发后，在军事征服者的胁迫下，普鲁士的统治者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赫尔巴特欢迎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政治上也一度向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靠近。他在格廷根大学讲授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从1801到1841年的40年间，赫尔巴特共写了18本书，而在格廷根大学7年中就出了7本书。在1806年，他不仅完成了主要教育著作《普通教育学》，而且还完成了《逻辑概要》《形而上学概要》两书的写作。其中，《普通教育学》阐述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集中代表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的意愿。赫尔巴特从事大学教育工作的40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正在酝酿之中。特别是1830年以后，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的舆论界发生巨大变化。普鲁士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Ⅲ）政府严密控制舆论和学校。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当然，赫尔巴特的教授生涯，以及他的教育学说，也是在普鲁士君主政府严控之下的。1806年，他的《普通教育学》问世时，他曾感叹地说：“我可怜的教育学已不能提高它的声调了。”直到30年后，他仍感到他的教育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得到公平的评论。可见，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反动的，更难断语他是“德国容克地主贵族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赫尔巴特逝世25年以后，即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涨时期，他的教育学说才被重视。
但是，像黑格尔和歌德一样，赫尔巴特也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他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即曾做过贵族或富翁的家庭教师。生活的脚印，在赫尔巴特思想情感上留下深深痕迹，在豪华贵族的圈子中，使他不可避免地熏染上趋炎附势的“庸人气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施泰格尔的恭维中品味出来，例如，他曾经诚恐诚惶地写道：“阁下您的严肃正如您的善意一样伟大。尽管我在期待您承认上面所说的变化，但是，这将犹如一次判决，会把我打倒在地。我请求您无情地让我看到您的全部的不高兴。也许结果是忠实地履行稍稍的奉承的义务又会得到您表示欢迎的掌声。”[8]
尽管他继承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但他与裴斯泰洛齐所走的道路不同。裴斯泰洛齐一生致力于初等与平民的教育，而他主要关注中等与上流社会的教育。赫尔巴特一度受到普鲁士贵族的青睐。在哥尼斯堡，他曾被政府委任为“皇家考试委员会主任”。他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改革教育的计划得到普鲁士政府教育厅长洪堡的支持。
赫尔巴特在政治上具有保守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当时政治事件的态度上略窥一斑。1819年，普鲁士政府利用激进派学生杀死一个俄国奸细的机会，镇压学生和教师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赫尔巴特对此退避三舍，后来干脆离开哥尼斯堡，回到格廷根大学，甚至想躲到国外去。1837年，普鲁士汉诺威公爵悍然废除已经建立的人民宪法，格廷根大学7位著名教授联名抗议，反对倒行逆施。结果，这七个人都被公爵撤职，其中3人被驱逐出境，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危机”。人们纷纷同情和声援被撤职的教授，唾骂那些“眷恋利禄、卑躬屈膝、恬不知耻”的人，赫尔巴特就是其中不光彩的受到非难者之一。赫尔巴特后来写了《关于格廷根的事变》（ErinnerungandieG?ttingischeKatastrophe，1837）一书为自己辩护，认为要将政治与学术截然分开。但是，这种行为表露了赫尔巴特对封建势力的妥协退让，暴露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保守。
二、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