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巴特坚信，他建立了“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他的教育学具有坚强的双翼，即把教育学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他说：“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6]因此，要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必须对他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加以剖析。从构成教育理论基础的角度说，他所说的哲学主要是实践哲学，即伦理学，这是他的教育目的的主要依据。为了实现使教育学心理学化的目标，心理学思想更是贯穿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始终。
当然，在分析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时，也不能忽视他的政治思想。离开了他的政治观点，也难以对他的教育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
—、政治思想
赫尔巴特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家。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处于正在逐渐成长时期。因此，恩格斯认为，德国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
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封建社会制度的矛盾。德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贵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和妥协性，形成德国新兴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正因如此，它们既不满意普鲁士封建贵族统治，又害怕人民群众。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了宣泄口，萌发出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1770—1785年，德国资产阶级在思想启蒙上出现了颇具个性的“狂飙运动”。赫尔巴特正是出生在“狂飙运动”之中。1794年，赫尔巴特进入当时德国哲学的中心——耶拿大学。这时，法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中，“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作德国的混乱世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一度鼓舞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但是，随之而来的雅各宾派专政又把他们吓坏了，使他们由欢迎革命转而害怕革命。[7]
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既有反封建斗争和要领导革命的一面，又有对封建势力妥协的一面。这就是1848年前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费希特和谢林是赫尔巴特在耶拿大学读书时崇敬的两位哲学教授。他还参加了在席勒影响下成立的耶拿大学“文学会”，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之中。赫尔巴特在政治思想上曾受到他们的影响。
赫尔巴特担任过一些小的公职，但他不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大学教授，他本人对此也非常满意。1809年，他继康德之后，登上了哥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讲座。他对这一职务的留恋也是其政治上不敢大胆表露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缘由。他的教育主张也由此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