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沙皇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后，赫尔岑彻底抛弃了对沙皇政府的某些幻想，坚决致力于以农民战争来摧毁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希望俄国走上革命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立场是赫尔岑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显著区别。
列宁在评定赫尔岑的世界观时说，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条件下，赫尔岑与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并驾齐驱，紧紧地走近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面。赫尔岑与唯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坚信“科学与宗教的联合是不可能的”。
二、论人的发展
在赫尔岑的作品中，他不仅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关心，而且从对人的特点的一般性研究进入到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研究。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
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这部政论式自传体作品中，赫尔岑描述了一个青年人怎样在周围环境的作用下获得对世界的认识的心理发展过程。他认为，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教育、跟教师们交流、阅读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书籍、对现实问题的兴趣等是个性形成的基础。他认识到，人依赖于环境并受到自己的现实行为和生活特点等社会条件的制约。个性反映了生活矛盾的全部多样性。只有首先研究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生平经历，才能揭示出他的个性形成。
不良的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赫尔岑深信这一点。在《谁之罪》中，他描述了俄国农奴专制制度下的人的发展状况：庸俗而枯燥的生活，疲乏的物质追求，没有任何精神的需求。他嘲讽说，人的精神比精神病院中的患者还要空虚，在淹至脖子的泥泞中挣扎着，追逐一个虚幻的目标，没有任何自尊心和任何忘我精神，只有极其狭隘的理解力，粗野的动物般的要求。赫尔岑对此表示十分愤慨。但是，他认识到，真正有罪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他说：“他们有罪吗？他们在强大的命运的捉弄下，从孩提时代起，就吮吸着各种非人的观念，使他们丧失掉一切精神上的**和任何高尚的追求。白化病是由于吸入北方沼泽地的空气，病毒侵入人体，使机体受损而造成的。他们就像白化病患者一样，本身是无罪的。”[5]显然，庸俗生活和狭隘的眼界造就了这些贫困而可怜的人，而要改变人的发展中的缺陷，就必须消灭封建农奴制。
赫尔岑反对把个人和社会环境割裂开来，主张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他说：“人应当在社会中求得发展。如果他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狭小的圈子里，穿着中国式的小鞋，肯定会步履维艰，寸步难行，把双脚弄成畸形，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6]因此，人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中，而应当关心时代的前途，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科学，在理性中、在人们共同关心的世界中使自己得到拯救。他说道：“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比投入最急需的事业中去目睹历史的变革更能够吸引人的炽热的本性。谁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夙愿……那么，他就必须涉足于一切领域。”[7]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赫尔岑强调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一方面，个人不能抛开自己的个性和人权。他说，如果要人民摒弃心中的个人主义，无疑等于要抛弃他的源头活水和根基。他举例说，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训练自己的马改掉吃东西的“个人主义”习惯，结果马一旦养成了不吃东西的习惯，很快就死掉了。另一方面，个人不应当出卖共同的大家庭，应当向全人类敞开自己的心扉。总之，人应当在人类的苦难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在发掘自己的理性的同时唤起人类的理性。在《老调子的新唱法》中，他认为，应当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个人的权利。他提出，个人主义必须发展为“高尚的个人主义”或“理性的个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