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国际对立形势，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累积，严重阻碍了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活动不同程度地受阻。尽管在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以及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等取得一定成就，但都发展缓慢，举步维艰。“**”更是使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断裂，徘徊在几近毁灭的边缘。
一、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
新中国成立前，各高校在教育系专业中普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并作为必修科目，规定修满相应学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业待兴，学校教育体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据统计，当时中国民众中有80%以上都是文盲，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读中学生仅占当时总人口的0.28%,大学生仅占0.026%。①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国将目光投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将“以俄为师”作为中国前进道路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推进教育人才发展与培养。
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比较教育学并不是苏联高等院校教学中的必修科目，因此，要求立刻取消高等师范院校在新中国成立前所开设的比较教育课程。①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要正式取消我国教育系专业中的必修课程《比较教育》,并将13门基础课程中唯一的外国教育类课程修改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②自此，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所开设的比较教育必修课程不复存在。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③因此，从1949年开始，中国各学校就开始展开使用苏联教材的一系列活动。
1952年至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以“以苏为师”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教学革新。1952年在苏联专家波波夫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参照苏联师范学院教学计划，拟订了学校中12个院系的教学计划。①苏联教育专家也协助北京师范大学改革教材教学内容，指导教学管理，强化教学方法的有效使用。1954年至1955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了137种本科生教学讲义，其中以苏联教材为模本的有94种，直接沿用苏联教材的有18种。
东北地区全面动员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坚持以苏联的自然科学课程教材为蓝本，开始编译中国东北地区初一、初二年级的中学教材。1952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告，明确要求各高等院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系统计划，强调计划中首先规定翻译苏联高校中大一、大二年级的专业性教材和基础性教材，然后再以其为模本逐步编译其他各科目教材。一些师范院校更是坚持以苏联教育作为学习榜样，全面借鉴苏联经验编写教材。如浙江师范学院在1954年的下半学年中，直接翻译41种苏联教材，编译79种苏联教材，79%的教学材料都参考了苏联的教学模本。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坚定不移地借鉴苏联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直接引进和编译苏联教材，旨在革新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学校课程专业设置，使中国教育在困境中得以迅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