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吉林师范大学创办《日本教育情况》,刊登了大量的日本教育以及经济方面的文章，同时也印发了许多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实践活动方面的成果。《日本教育情况》第四期的《编者前言》特别指出：“为配合我国参加今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次大会活动，本期《日本教育情况》根据一九七四年日本报刊的材料，专题介绍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情况。”②在同年第5期《编后记》中也提到：“为对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本期内容与上期(第四期)一样，继续介绍日本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材料。”③这一时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旨在实现“反帝反修”的政治目的。④此外，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国比较教育学也开始关注英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打破了以苏联作为单一研究对象国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延。
(三)比较教育学关注主题集中在基础教育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战争的动**和社会的不稳定，导致大量的文盲，儿童的入学率极低。因此，基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中国迫切需要发展中小学教育，以提升中国儿童入学率和国民识字率，通过着眼于苏联等国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经验，以改进中国中小学教育发展体系，培养大批具有知识基础和基本实践技能的劳动者，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人民教育》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苏联中小学教学发展经验的文章，包括苏联中小学工作计划、教学大纲、中小学综合技术教育、中学化学教学举措、数学教学手段等。这些研究主题对中小学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使中国在秉承“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中小学教育发展方针的基础上，大力优化中小学教学质量，完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①
“**”期间，中国比较教育学关注的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苏联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经验，研究范围有所扩展。基于现实的需求，比较教育学更加关注外国教育的综合发展举措，更加关注国际教育议题，对于“高等教育”以及保罗·朗格朗所提倡的“终身教育”也较为关注。②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主题的变化正是基于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需求，从基础教育问题着手，在全力解决阻碍中国教育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后，逐渐扩展比较教育问题研究领域，关注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综合发展战略。这一过程表现出比较教育研究强烈的目的性，以及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形势等一系列因素间的复杂关系。
(四)译介为主的研究方法凸显了比较教育学的借鉴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育迫切需要发展，教育体制迫切需要改革，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发展诉求。而直接翻译外国教育文章和著作是最高效、最简便的方式，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大量引进外国教育成果，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考察研究时间。国家教育发展缺什么则立即翻译引进别国教育举措，以快速了解各国教育战略，实现教育借鉴的目的。因此，比较教育学的借鉴价值甚为凸显。
这一时期，除直接译介外国教育报告，以及摘译别国教育论著外，也有学者撰写了关于外国教育制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经验评述方面的文章，但是政治立场极其鲜明。如果作者介绍的是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文章大多采取一种褒扬、赞美的语调，以及虚心学习的心态，要求中国学者能够主动反思相应的中国教育问题，倡导学习与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发展经验。而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描述大多会站在批判性的研究视角，贬低资本主义教育发展，将这些国家的教育冠以“伪自由”“阶级性”“法西斯化”“玩弄花招”以及教育危机等各种极端称谓。学者以消极的视角对欧美教育进行剖析，控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表现出浓烈的政治性和批判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