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自古以来就乐于进行对外文化交流，1977年之前囿于国内特殊情况，而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教育研究刚好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开始参加国际会议并申请承办国际会议，频繁而丰富的国际学术活动带来了中国对外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比较教育由被动输入的译介借鉴阶段走向主动输出的创生阶段。比较教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搭建了教育国际交流的平台，开始了中外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平等对话。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日益频繁的国际往来，中国比较教育如何能够合理借鉴，这是至今仍有待比较教育学者解答的问题。①
二、学科发展原因分析
1977年至1992年期间的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进步、社会变革、教育改革的浪潮推动着中国比较教育学行走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一)拨乱反正后的思想解放创造了学科发展外部环境
极左路线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巨大障碍，对极左思想的彻底批判为比较教育学科重新营造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同时也为发展比较教育学提供了正确的方向。②1977年至1982年，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处于过渡时期，主要表现为纠正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逐步恢复比较教育学在相关高等院校中课程开设、外国研究机构运转及学术期刊出版等。
一是对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方向的解放。改革开放后，国家现代化加速，在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在重视国外教育的参考价值后，外国教育研究得以恢复，在研究方向上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为政策制定服务，集中表现为为国家教育改革以及教育体制重建服务。尽管忽视学科建设工作与比较教育学科本土化建设工作，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总算是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①
二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下，中国比较教育学界脱离了极左思想的桎梏，以译介为主要研究方法大量引进国外教育思想。“**”期间，由于国内秩序的混乱与消息的闭塞，对国外教育动态和教育思想缺乏了解，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内教育研究工作者将精华与糟粕一起摒弃。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教育学率先开始与国际接轨，介绍描述国外的教育情况、教育思潮，逐步打开教育研究视野，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犹如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②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内外比较教育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为比较教育学创造了有利的学术交流条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的发展。
一是为国内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资源倾斜。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处于介绍描述时期，外国语工作者利用语言的便利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国外教育概况，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知识储备量，为我国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解放了国内教育研究者的思想。国内各级各类比较教育学术会、研讨会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国内获得的资源倾斜、期待和重视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二是为比较教育学术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1986年至1992年，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处于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中国比较教育学界认识到，要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必须对各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把握各国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脉络，于是开始了国别研究，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①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更加成熟、更加实用的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学制和教育政策上，国外考察、访问、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比较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必需的生长土壤，包括出席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趋于常态化。
(三)经济发展推动教育变革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市场不断提高对生产要素的要求，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要求也水涨船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挑战，集中表现在对高水平人才的急迫需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此次教育体制改革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在教育上，渴求在教育上寻求出路。这也是各国政府战后不谋而合的做法。比较教育研究始终密切关注和跟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改革，从而为自身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队伍渐渐壮大也得益于改革开放良好的经济势态。从地域维度来看，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与这一地区经济上的较快发展不无关系。现代社会的生产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变革，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愈渐变大。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的教育问题，教育研究者将目光放到国外，在比较研究国外教育制度、教育理论、
实践之后，总结教育规律，用以指导本国改革，制定教育政策，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水平人才，而培养的人才又有一部分从事比较教育工作，从而形成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总体来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立足百废待兴的国情，在充实比较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介绍描述国际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教育问题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深入分析解释背后的原因并做出批判性思考，由此形成一系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学科在重建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