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德高望重的比较教育学前辈是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创生发展的坚实基础。在邓小平“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思想的指导下，历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得到了解放，一批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开始了自由的研究和艰难的探索。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学术发展一度遭遇挫折，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底蕴深厚的老一辈学者们还是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工作岗位上。他们身体力行，急迫且不知疲劳地开展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汇聚各方力量编写中国比较教育学第一部教材——《比较教育》,1979年至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外国教育丛书”,滕大春先生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的外国教育分卷，历时五年出版“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等。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介绍描述到国别研究、专题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不再停留在描述介绍教育现象，而是深入分析各国教育系统，探寻深层次的原因，总结教育现象背后的教育规律，并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解释这些教育规律。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比较教育学为教育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研究成果以译介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教育研究总体呈现出着重描述介绍的特点，主要为国家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为实施教育改革提供咨询，使普通教育工作者开阔眼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外教育资料系统。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一是介绍描述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或主要教学流派，比如以皮亚杰和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思想、赞可夫的发展性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二是着重描述美、英、法、德、日、苏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借鉴参考国外教育制度，再依据本国国情，构架出我国的学制体系和结构框架。①
即使前期局限性较大，比较教育学仍然能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比较教育在中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比较教育成果具有的咨询、预测功能切合当时社会需要，而刚好国家也鼓励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于是政策扶持加上资源倾斜，使得比较教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发展的原始数据与资料，比较教育学科在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以国别研究为主，为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接待、留学生的出国学习以及广大一线教师学习与了解国外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很好地发挥了国外教育数据库和咨询中心的作用。①
(四)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比较教育学因为研究者有外语和研究主题广泛等优势，与国外学者专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更便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亟须向世界介绍自己，通过学术交流在内部增强软实力，在外部积聚国家的影响力。同样地，我国也邀请国外的教育专家来中国高校巡回讲学，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比较教育学就像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桥梁，既让中国教育研究者认识世界，也让世界教育研究者认识中国。中国老一辈的比较教育学者以开阔的胸襟和渊博的学识让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世界比较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术活动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自由交流的蜕变，虽然其间有过一些波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比较教育学已经走上了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