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各高校设立“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众多高校开设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①这也间接促进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增加了大批从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的学者。2015年国内加入“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学校有39所，2016年增至79所。这些高校都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或"‘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机构。
二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2015年1月教育部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深刻认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积极发挥所在区域和有关高校的优势，扎实推进研究基地的培育和建设工作，努力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2017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再次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是指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性平台。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注重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建立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团队，推动形成高校科研工作新的增长点，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着力推进成果利用，努力建成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心
三是部分传统师范类院校拓展了比较教育研究范围。其中浙江师范大学着重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成立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该院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过10多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非洲研究院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与中非合作大势，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与“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为重点研究领域，深入开展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迄今已累计出版各类学术著作、译著和专题报告75部(卷);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主办了“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会议；向国家各部委提交各类咨询报告40余篇，多篇报告获国家领导人批示或被《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录用；编撰出版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年度报告《非洲地区发展报告》及研究院专业期刊《非洲研究》已成为中国非洲研究重要品牌，填补了我国比较教育领域非洲教育研究空缺。浙江大学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培训中心进行合作，每年输送学生参与联合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学习项目。基于国家战略新设的这些学院，丰富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地域与研究人员，形成了潜在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近年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到，“到2030年，包括通过国际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小岛国，实质性地增加合格教师供应”。2017年11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全体大会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代表以“无辩论”通过的方式，决定在中国上海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落户上海师范大学。目前该中心已初步涉及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约10个研发与培训项目，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也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基地。
(二)比较教育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