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开放战略中充分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纷纷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将教育国际化上升为国家整体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陆续制定和修订了多项与教育对外开放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大力推进双边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国务院2004年印发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提出要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形势，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发表了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系列重要论述，构建了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民族特征和时代特点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和新政策。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出“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方针，这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二)“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两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由理念和构想逐渐发展为更加明晰的行动指南和路线图。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作为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设计了“教育行动五通”和“四个推进计划”。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需要深入分析沿线国家教育发展现状与水平，总结各国教育发展的典型战略与举措，进而为推动沿线国家教育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撑。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从世界教育体系重建的高度，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更加关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教育一体化发展为立足点，愈益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我国留学生教育和对外合作办学，从而扩大了比较教育学者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三)经济发展为比较教育学学科提供了外部动力
21世纪是互联网、物联网、知识经济的智能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教育经费投入也不断提高。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0364.72亿元，比上年的
27695.97亿元增长9.64%;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806.46亿元，比上年的30364.72亿元增长8.04%;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6129.19亿元，比上年的32806.46亿元增长10.13%;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88.39亿元，比上年的36129.19亿元增长7.64%;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62.01亿元，比上年的38888.39亿元增长9.45%。
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加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国际教育交流更趋频繁。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在出国留学方面，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54.45万人，较2013年增长了14.49万人，增幅达36.26%,其中攻读本科以上学历近七成(本科学历占30.56%、研究生学历占35.53%)。2012年至2016年，我国公派出国留学总人数达10.7万人，从流向国别分布看，近90%流向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教育发达国家。来华留学规模与质量稳步提升，生源层次显著提升，“留学中国”品牌逐渐形成。①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既为各学科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又由此生成新的研究课题，推动研究主题与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四)大数据时代到来要求革新比较教育学科研究方法
人类社会正从信息及技术时代进入数据技术时代，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核心科技力量，对各行各业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单一使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时常被质疑，包括过分倚重文献研究、缺乏数据分析，以描述和思辨性研究为主，但又缺少明显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等问题。
借由教育对外开放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留学生教育等对外开放政策与活动，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容易走出去，通过访问、游学等形式获取一手资料，或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取大量数据，以及通过网络进行在线调查、语音访谈等，再利用相应的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得研究更具科学性。②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更易获得，对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深度挖掘公共数据资源是最为可行的办法。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的性别方面的数据、全民教育方面的数据、高等教育入学的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成绩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针对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试项目(AHELO)、针对16～65岁成人开展的国际成人学习者能力测试项目(PIAAC)等数据库都可以成为比较教育学者的原始数据来源。越来越多的比较教育学者利用教育数据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复杂关系，探寻教育的规律性，建构新的意义，从而发现解决教育问题的新方法，成为近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新生长点和创新点。与此同时，比较教育学者自觉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在教育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顺应时代发展，从而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