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iteSpace5.3.R4版本对《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三本期刊2013年至2018年间研究对象地域进行分析发现，尽管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韩国、新加坡、印度、芬兰、法国、新西兰、瑞典、瑞士等发达国家依然是当前比较教育研究重点，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澜湄合作等官方交流的日益频繁，亚非拉国家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对象国，研究地域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特别关注。以《比较教育研究》为例，呈现了2013年至2018年有关非洲教育、拉美教育、东南亚教育、中亚与西亚教育等非传统发达地区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对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日趋重视。尽管其间有关非洲地区教育研究成果数量有所波动，但是东南亚、中亚与西亚的成果总体逐渐增多。
(三)学科研究方法多样化，量化研究逐步增多新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已不再依赖基于文献的资料研究，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比较教育研究的多样化特征日趋明显。尤其是新兴技术的兴起，以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多种新兴信息技术快速融入人类社会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从而对比较教育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比较教育学者也在传统的文献法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试使用定量研究，将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或各国政府数据作为样本，如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及PISA、TIMSS、TALIS等大规模国际学业成绩测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以《比较教育研究》为例，近年来该刊相继刊发了一系列基于权威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预示着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比如《全球大学教师流动在加速吗——基于两次全球学术职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刘进等，2015年第8期)、《中日高水平大学比较研究——基于2015年亚洲大学排行榜的再分析》(徐国兴等，
2016年第5期)、《教育结构对社会分层与教育互动关系的影响——对中国、德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李俊等，2017年第3期)、《国际视域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TALIS数据的实证研究》(陈纯槿，2017年第6期)、《大学管理者的质量观及其进行教育质量保障的方法——基于对“IQA项目”遴选的8所案例大学中高层管理者的实证研究》(秦琴，2018年第3期)、《中国教育学学科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基于1998—2016年SSCI教育学学科被引数的比较研究》(涂阳军等，2018年第1期)。
学者们也利用CiteSpace、SPSS等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趋势等，例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学术群体知识图谱建构与分析——以2000—2016比较教育学类四大期刊发文总量为例》《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趋势与走向——基于2000—2017年SSCI数据库“教育政策”主题词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等文章。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高校与海外高校建立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在这个平台上，我国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访谈调查、田野调查将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能够方便使用的研究方法，弥补学科最初建立时期研究方法单一的缺陷。
(四)学术研究群体专业化，专业研究团队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