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译者注）。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19]哲学家虽成为统治者，掌握了权力，却不贪图享乐，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由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20]。哲学家喜爱真正的哲学生活，而轻视政治权力。让不爱权力的人掌握权力，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精髓所在。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掌握最高知识，是具有统治才能的人，但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哲学家被认为是怪物，是无用之人，这是因为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智者给哲学带来了坏的名声。哲学家的本性如果得到好的教育培养，便可以发芽成才；如果遇到坏的教育，会变得比谁都坏。败坏青年的是智者和诡辩家，他们在公共场所蛊惑青年，将他们喜欢的称为“善”，将他们不喜欢的称为“恶”。他们向那些具有哲学家本性的青年献媚，**他们走上歧途；出身高贵、富有财产的年轻人的野心被鼓动起来，妄自尊大，便不可能继续研究哲学。另外一些不具备天赋的人却闯入了哲学的神殿，他们不能研究哲学而只能制造诡辩去败坏哲学。这样，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微乎其微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灵魂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研究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情；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哲学。这极少数的哲学家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只能脱离现实保持沉默，但求自己躲开祸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