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缓和两极对立，协调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必须有一种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稳”[6]。因为中产阶级拥有适度的财产，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不谋害别人，恪守“中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他们最能服从政府，最不会逃避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也不会有什么野心，中产阶级最具中庸的美德，最能顺从理性而不趋向极端。因此，由中产阶级支配的国家在政体上避免极端政权，在财产上防止两极分化，在政治上调和阶级对立，在道德上能够入德成善，使公民们各得其所，和衷共济。这样才能达到阶级调和、社会安全、人人幸福、国富民强的目的。从这种宗旨出发，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进行了评述。他把政体的形式做了分类，认为大体上有三种是好的或正常的政体，那就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有三种是坏的或不正常的政体，那就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三种好的政体中，君主政体比贵族政体好，贵族政体比共和政体好；而在三种坏的政体中，僭主政体比寡头政体坏，寡头政体比民主政体坏。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以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决定政体的优劣。他认为统治者的德行才是决定因素，如一个人统治的政体，如果统治者贤明，则为君主制；如果统治者邪恶，则为暴君政体。暴君政体由君主政体蜕变而来。同样，贵族政体可能蜕变为寡头政体，立宪政体则可能蜕变为民主政体。
五、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和至善。他说：“一切技术，一切科学，同样，一切活动和研究都被认为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善是一切事物追求的目的。”[7]不过，不同的事物追求的目的不同，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善或至善。至善是一切事物追求的最高目的。至善本身是无目的的，而善是人们在行为过程中可以实现的目标。由此，他指责柏拉图的“善”的相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这种“善”的相本身是超经验的，它和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独立存在的“善”本身是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对每一个生物来说，善在于它的活动的完善；对人来说，善只在于人所特有的活动的完善。这就是理性活动，而与它的功能协调的理性活动就是善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动物。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知不是指实践活动或伦理的德行，而是指纯粹思维活动或理论的善行。行是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上的，而知需要建立在“理性智慧”的基础上。他认为，行德还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幸福。如果说行德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那么知德则使人成为一个极“完善的人”。知德是指脱离行动的思考，为求知而求知，为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的纯思辨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理性的沉思活动是悠闲自在的，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它是所有善行中最愉快的；这种愉悦是纯粹和持久的，因而也是可贵的。这种思辨的沉思是神圣的生活，是人的最高幸福。他说：“理性的沉思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这种愉快增强了活动），而且自主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在对于人生可能的限度内）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8]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一种选择的习惯，是被作为实践智慧的理性所规定的。[9]他在另一处解释说，德行是一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是自觉的，经过思虑而选择的。[10]亚里士多德把德行分为两类：道德上的德行是良好的性格，理智上的德行是卓越的智力。前者包括自在、优雅、自制、勇敢、高尚、正义、友爱、快乐等，后者包括理论智慧、良好的判断力和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尤其强调行为习惯在人的德行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道德上的德行是出自习惯的结果，因为它的名称ethike（伦理）是由ethos（习惯）这一词变化而来的。[11]习惯是教育和风俗的产物，是多次重复的思虑和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不是德行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而是坚持不懈的道德行为决定人们的德行，没有付出行为的德行是潜在的自然禀赋，只有在良好的习惯中才能形成现实的品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恰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这种理性原则就是中庸（中道）。他认为，人的行为，无论是过度还是不及，都足以败坏人的德行，唯有适度才能造就德行。“凡行为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行，即恪守中道。”[12]“德行应以中道为目的。”[13]“过度和不及乃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14]适度是过度与不及的中道，适度和过度与不及的距离是相等的，但是，这种中道并不像数学中的等差中项那么严格，它只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在生活中，适度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行为，既不过度，也不能不及。他举例说，无论是勇敢还是节制等个性，只要过度或不及，都可能酿成恶果。例如，一个人行为怯弱、退缩不前，不能应付事物的变化，就会成为一个懦夫；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所畏惧，敢冒一切危险，就会成为一个莽汉。对于个体来说，如果一个人毫无节制，纵情恣乐，就会成为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但如果像一个乡巴佬一样，回避一切快乐，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行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它比其他任何技艺都更高级、更优越，因此，对于人的心情和行为而言，遵守中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为了达到道德上的至善，人们应当把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过度与不及都会引起美德向恶行的转化。
中庸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亚里士多德指出：“并不是一切行为、一切感情都有适中。例如，恶意、无耻、嫉妒等感情，**、偷盗、谋杀等行为，以及其他这一类的感情或行为，本身就含有恶性，本身就是恶，就应当谴责，并非仅仅由于过度与不及而被谴责。”[15]他又说：“在不公正的、怯懦的、**的行为里寻求适度、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因为如果这些行为里也有适度或过度与不及，那就是在过度与不及里有适度，在过度里又有过度，不及里又有不及了。”所以，在过度与不及里，不能有适度；在适度里，不能有过度与不及。[16]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绝不可滥加施用，对于恶的、不正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不在于是否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态度施于适当的人，而是只要做了，就必然是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