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竭力提高理性而贬低感性。他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个别或特殊的事物，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而理性则是关于一般的概念的知识，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感性认识是一种卑贱的知识，理性认识则高级得多。由此他认为，纯技术的知识比纯理论的知识卑贱得多，理论知识高于技术知识，知识的理论价值高于实用价值。只有依靠能动的理性、纯粹的思辨而达到的知识才是“最高尚的”“神圣的”知识。在古希腊时期，这种知识就是哲学。因为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哲学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科。因此，亚里士多德虽重视感性的作用，但他是更重视理性作用的唯理主义者。
四、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他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由此出发，他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家政治的学说。他认为，国家或城邦的产生是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某种外力强制。从时间上讲，国家起源于家庭，因为先有建立在夫妻和主奴关系基础上的家庭，然后才由家庭结合为村庄，由村庄结合为国家。但是，从性质上看，国家并非家庭和村庄的机械总和，国家高于个人、家庭、村庄。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发挥其能力，实现他自己。社会生活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人的幸福在于过一种团体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脱离国家或社会，那么，他或者是野兽，或者是神，就不成其为人。但是，社会与国家的目的又在于培养人，使之成为良好的公民，即成为有责任的人。国家的职责不只在于维护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敌的侵略，它的更高、更重要的职责在于使公民幸福地生活。为了公民的幸福生活，国家至少应有下列一些功能。第一，国家必须保持适当疆域，以便提供足够的资源，满足公民的生活需要。国土不能太小，否则将缺乏生活必需的自然资源；但也不能太大，否则过剩的资源将产生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第二，国家必须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农民和工匠等生产者虽然是必要的社会成员，但不应有公民权。只有能够保卫国家的武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是一生履行国家职责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是武士，中年时是统治者，老年时是祭司。公民在城郊或军事要塞附近拥有一块土地，雇用农民耕地。第三，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教育。教育应从体育和道德教育开始，从小就培养年青一代的道德习惯，铸造健全体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