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社会性。在人类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17]。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体现出来。亚里士多德从国家的“自然生成”出发，在其理想国家中呈现给人们的是一副各阶级较宽松、人与人之间友善的国家形象。他说，“城邦是同等人们之间的社会组织”[18]，这就否定了柏拉图的社会等级论。同时，国家是善业的最后实现，是人类的最大幸福。因此，城邦的建立必须以达到全城邦人民的幸福、和谐为目的。
基于以上前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阶级的划分方法。他以“城邦赖以生存的诸职能”为条件，指出要使城邦得以生存、发展，“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第三为武备……第四为财产……第五……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因此，为了满足城邦的需要，“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祭司；一个裁决有利于公众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19]。这就是国家所需要的六大阶级。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中各阶级的划分并非依照天性，而是依照年龄的长幼，即“少壮的军事组和老年的议事组”[20]。因此，少年为战士，老年者为官吏，老迈者为祭司。他们在政治上掌握军事和议事权，是城邦的主要部分，余下两个阶级是农民和工匠，他们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
与柏拉图的那种由金字塔式、层次分明的社会各阶级构成的理想国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承认各阶级界线和地位的可变性，城邦各阶级处于一种宽松、和谐的状态，整个社会也呈现出自由、平等的特点。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教育的看法，也使得其观点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的政治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修正了柏拉图的由少数“哲学王”统治国家的主张。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统治和治理国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一种科学的指导。因此，治理国家的权力不能交给只会玩弄小聪明的政客，不能交给花言巧语的煽动家或诡辩家，而应由聪明、有才之士担任。
但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他的“中庸”理论出发，提出应当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极少数聪明、有才智的所谓“哲学王”。他指出，与其他阶级相比，唯有中产阶级才能“顺达理性”“很少有野心”“无所忧惧”，较其他阶级都更稳定。所以，应当实行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从“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出发，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对统治阶级的教育所做的绝对化分，而主张对作为统治阶级的中产阶级做同一的教育和训练。下面这段话，足可代表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