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充满着理性主义精神。古希腊早期是神话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荷马史诗》是公民教育的共同读物，每一个儿童都能背诵这些诗歌，这些诗是儿童教育的来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一种区别于神话文化的更高级文化——理性文化在古希腊萌芽了。自然哲学家开始向神话文化挑战，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则、有秩序并遵循普遍规律的。智者把哲学从天上引到了人间，但他们只强调人的感性层面。只有到了苏格拉底，才勇敢地举起了理性主义大旗，引进“理性神”，认为理性、秩序或法则是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第一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派生了真、善、美。由于苏格拉底倡导理性精神，与雅典人的日常观念相矛盾，结果被以“亵神”之罪处死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提出世界的真正存在是“相”，这是只有最高的理性才能认识的“真正的真实”，其他一切都由此而来。他认为，永恒比现实、理性比感觉更有价值。所以，柏拉图把教育的重点从感觉的存在转移到理性的、超感觉的真实上，这也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教育与智者倡导的演说家教育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强调理性，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因为他认为诗和诗人长于模仿，与真理相距甚远。那么，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用什么填补一直主宰着希腊文化和教育的诗歌文化这一精神空白呢？柏拉图提出了数理学科和辩证法，这些都是感觉所不能认识的，而只有靠人的理性才能达到。作为教育过程的灵魂转向也充满着理性精神，柏拉图不承认人可以借助神秘状态与“善的相”沟通，十全十美的“善的相”并不是靠某种突发的热情便可以认识的，要达到它必须走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从音乐、体操到五门数理课程直至辩证法，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将理性主义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响亮地提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口号。起源于苏格拉底，奠基于柏拉图，完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支配着西方两千多年教育的发展。直到19世纪的尼采，极力贬低理性精神，这种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才开始受到冲击。
柏拉图倡导教育中的理性精神，所以，他的教育也是一种心灵教育，是一种人性和谐圆满发展的教育。著名柏拉图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在分析国家、个人和心灵的关系时指出：三者中最基本的是心灵，最高层次是国家，中间层次是个人。即国家的基础在个人，个人的基础在心灵，因此，国家以心灵为基础，内心的状况是国家的超政治基础。所谓教育，就是以培养完善的心灵为目的。柏拉图的教育是发展整个的心灵，而并不是欲望、**或智慧的单独发展。“只有整个的人性已经发展了，那时才有和洽的心灵，始有良善的个人，始有完善的国家。理想国的实现、道德的完成、人性的发展，完全依赖适当的教育。这样，国家主义的教育和个人主义的教育在此不再像以前彼此冲突，而是融合为一；培养有勇气的，满足情欲的，探求知识的人，在此不再像以前各不相容，乃成为整个教育计划的各方面。这乃何以《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是希腊教育思想的最高峰、柏拉图集其前人的大成。”[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