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人的情感和行为而言，要求遵守中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德行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它比任何技艺更高级、更优越。既然技艺行于中道就能很好地发挥功能，达到中道，那么，人的德行也是能够发挥其功能，达到中道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根据他对人本身性质的分析，强调中庸对人的感情和行为是必要的，因为人的情感和行为有过度与不及的事情，甚至有些“天生易于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倾向于耽乐，陷于**之中。因此，他认为，德行必须处理、调节情感和行为，在过度与不及这两个过失之间持守一个当中位置。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中道并不是折中主义。恰恰相反，他的中庸或中道原则是排斥折中主义的。因为他认为，道德上的中道不同于几何学上的直线上的中点，说“因为德行必须处理情感和行为，而情感和行为有过度与不及的可能，而过度与不及皆不对；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这是德行的特点”。这就是说，道德上的中道指的是人的情感和行为的过度与不及之间的恰当之处，而这个恰当之处是相对的，因人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不是过度与不及的简单调和、折中。德行是二恶之间的中点，一恶在“过度”一边，一恶在“不及”一边。二恶即过度与不及，而德行是发现与选择中道的或适度的量。因此，就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来说，它是一个与恶相对立的极端；它是善，是正当，而不是在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中间状态。一切恶的、不正当的情感与行为，如恶意、无耻、嫉妒等情感，偷盗、谋杀等行为，本身就是恶，就应当受到谴责，并不是由于它在恶德行中有过与不及才受谴责。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心灵分为理性和非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相应也有两种，与理性部分相应的是理智的德行，是以知识、智慧表现出来的，由教育和训练而来；与非理性部分相应的是道德的德行，是以制约情感和欲望的习惯表现出来的，由习惯而来。
亚里士多德对德行的区分，包含着他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联系与分歧。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念，知识即美德。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知识和理智对于人的美德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在生活实践中经过训练养成的习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识、理智，对人的德行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还必须有实际的训练，养成在行为中正确选择的习惯，才能真正全面地完善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不仅是一种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行为。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勇敢的人。而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当然最好是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但单纯知道还不够，知道了并不一定能做到，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苏格拉底进行批评的。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指出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伦理思想上的区别：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本性是理性，美德是纯理智的，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对形成美德的作用；柏拉图则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认为意志和情感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将智慧归为理性，勇敢归为意志，节制归为情感。理性知识对于形成美德、规范道德行为无疑起主导作用，苏格拉底以此批判智者主张个人的情感欲望支配一切行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苏格拉底否认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排斥一切意志和情感的道德价值，将道德教育变成一种非理性的知识道德，是带有片面性的。亚里士多德强调把理智的美德和道德的美德结合起来，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人的德行形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先天知识论”，强调人的德行是后天形成的。他认为：“理智的德行，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87]德行不是天赋的，但也不违背人的天性，自然赋予人获得德行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由习惯而完善起来。一方面，如果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按照生理的感觉和心理的反映，人的情感和行为就会过度或不及。这正像人们不经过教育和训练就不会射击，并且不能准确射中目标一样，人们不经过教育和训练，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做出适合于中道要求的行为。另一方面，按照自然的状况，人本来就没有先天的美德，凡美德都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却是有接纳美德的特性，人是有追求美德和实现美德的能力。所以，人能够通过教育和训练而使德行趋于完善。
亚里士多德强调德行可数，德行是人力所及的，可以通过自己智力和训练而完善起来的，它不像一些人力所不可及的自然现象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道德训练过程就像人们学习技艺一样，是经过多次重复练习而学会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公正的人，就要通过做公正的行为才能变成公正的人；要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和节制的人，就必须实行勇敢和节制行为。由于和别人交际，而后变成公正或不公正的人；由于身处危险之中，感受恐惧与大胆，经过训练，而成为勇敢的或怯懦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明显不同于柏拉图，表现出经验主义倾向。
他提出入德成善出于三端：天赋、习惯和理性，但是，他所说的“天赋”并不是柏拉图的那种先天的理念知识，而是自然禀性方面的素质。同时，他更重视理性在德行形成中的指导性作用。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内在的）理性。就天赋而言，我们这个城邦当然不取其他某些动物品种（禽兽），而专取人类——对人类，我们又愿取其身体和灵魂具有某些品质的族姓。人类的某些自然品质，起初对于社会是不发生作用的，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长成，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人类以外有生命的物类大多顺应它们的天赋以活动于世界，其中只有少数动物能够在诞世以后稍稍有所习得。人类（除了天赋和习惯外）又有理性的生活；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而理性尤应是三者中的基调。）人们既知理性的重要，所以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到，在理想城邦中的公民应有怎样的天赋，方才适合于立法家施展其本领。公民们既都具备那样的素质，其余的种种就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公民们可以由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理性方面的）启导。[88]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天赋、习惯及理性在人的德行形成中的作用。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是重视人类理性功能的。他认为人们要养成善德，就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求得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社会的动物”，更是“理性的动物”，人只有在对理性世界的追求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达到一种纯真至善至美的理性自由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