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一般幸福是与“实践的善行”相联系的，因为它是人的具体品质和气质在现实活动中获得的幸福，依然是有情感上的外在特征。而思辨活动则与“理智的善行”相联系。思辨活动使人自身得到满足，享受幸福，所以，最高幸福与理智的、思辨的、哲学的活动相一致。在他那里，理性即善，即神，而思辨即神的活动，它自满自足，无须外在的任何东西。“一个思辨者除了他的思辨之外一无所需。”[83]外物的存在，反而是思辨的障碍，这就是最完备的幸福。“在人的活动中，与思辨最类似的，也是最幸福的……幸福和思辨是并行相随的；思辨的能力越大，那么享受的幸福越多，幸福并不是偶然地相随着思辨，而是内在于思辨，因为思辨自身即是可贵的，所以说‘幸福’二字是某种思辨。”由此看来，思辨活动是最好的活动，它是人的智慧的自由活动，不依赖于个人之外的外部环境，具有独立性。思辨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人们为了智慧而热爱思辨活动，因此，它的快乐和幸福是自足的幸福。当然，思辨活动需要闲暇，它在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我们为了闲暇而忙碌，为了公平而战斗，这都是为了争取思辨活动所需要的闲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终身从事思辨活动，那么，他就能得到最完善的幸福。因为对一个人来讲，属于自身本有的东西，也就是最强大、最快乐、最幸福的东西，而合于理性的思辨活动正是人本身的活动，所以，人以理性为主宰的思辨活动就是最高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中庸”原则（或称中道原则）。崇尚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古希腊自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传统。《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和谐”与“合度”的概念，《田功农时》的作者赫西奥德曾以“任何事物都要有分寸”的箴言劝谕世人，明显地反映了早期希腊人的中道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指出宇宙的基调有三：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而毕氏本人的“黄金分割律”更以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播后世。古典时期原子论学派的大家德谟克里特有一句名言：“适中是最完美的，我既不喜欢过分，也不喜欢不足。”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认为，中庸就是防止极端，主张“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都讨论过中庸的定义问题，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当然，在古希腊的所有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最著名。他视中庸为调适过度与不足之间的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当时及对后世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学界被称为“黄金中道”，历久不衰。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中，存在着不及、过度和中间三种状态。他认为，德行从本质上说就是中道，寻求不及和过度二者之间的中间性，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84]
亚里士多德具体分析了十余种德行，对它们的不及、过度和中间状态进行了全面研究，如怯懦—勇敢—鲁莽，**—节制—麻木，小气—大度—无度，友谊—谄媚，怀恨—义愤—嫉妒，虚荣—自豪—卑贱，等等。他从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过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行，即遵守中道。”[85]幸福的获得就体现在这些遵循中道原则的选择和行动之中，“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