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家一般是从美德、至善与幸福等概念入手探讨道德问题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人那里，“arete”（汉译为美德或德行）这个词最初主要指一事物所具有的功能。眼睛能观，这就是眼睛的“美德”；耳朵能听，这就是耳朵的“美德”。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讨论一个人的“arete”，也可以讨论一把斧头、一个论点的“arete”。人的“arete”即他拥有的实现相应活动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正是从功能角度去研究人的美德、至善、幸福的。他说：“人们都知道幸福是至善。需要清楚解释的是，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我们以为要答复此问题，最好首先研究人的功能是什么……然则人的功能是什么？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其次，有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这种理性原理有两部分，一是被动地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一是主动地具有和行使理性能力的原理。因此，‘理**’亦有两种意义。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注意的是那种具有主动意义的生活。因为唯有这种意义的生活，才与理**一名词的意义相符。”[79]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特殊功能”，主要就是指能够过这种主动选择的理**的能力。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亦即他的功能，即在于他具有理性。因此，理性的运用和发挥，就是人的幸福所在。幸福即“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活动”[80]。在理性的实践活动中，在通过理性对**和欲望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人就充分发挥他真正的功能，并且达到了他为之存在的目的。这就是善行，这就是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幸福就是“有为的实践”，幸福就在于“善行”，在于“心灵的活动”。[81]
在对待“善”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但又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两位老师的思想框架内。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其目的，如医学的目的在于健康，战略的目的在于获胜等，这些目的都是善。由于活动的目的不同，善也具有现实多样性。他不同意柏拉图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至善理念来涵盖现实存在的善的多样性，而是认为，善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在这些等级和层次的善之中，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即最后的善，它就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它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手段，因此，至善是其他目的的目的。他说：“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只有一种东西是最后的，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倘若有多个最后目的，那么其中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82]从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遵循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传统。但是，他从现存的实际生活出发，主张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目的，是在实现某种具体的善。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行的活动而实现的。在他看来，至善和个别的、特殊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个别的、特殊的善，就无所谓普遍的、绝对的至善。他认为，柏拉图说一切事物和行动只追求一个善，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那么，怎么理解“善行”呢？亚里士多德把“善行”分为实践的善行和理智的善行。所谓“实践的善行”，就是包含在每一种具体的技艺和职业活动中的善行。这种善行也是幸福，不过它是有限的幸福。所谓“理智的善行”，是一种更高级的善行，是包含在为集体事业即为城邦事业而从事的活动中的善行。这种幸福是无限的、绝对的。他有时把这种幸福称为“神性的幸福”。拥有这种幸福的人就能够过一种自满自足的理**，像神明一样，达到最高的自由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