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雄辩家应有语言修养。西塞罗认为，真正的雄辩家仅有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在语言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因为遣词造句及整个演说辞的文体结构，决定了演说水平的高低。区分内容充实、语言丰富的讲演与内容枯燥、词汇贫乏的讲演的根据“即高超的演讲具备优美而雅致的文体，在修辞方面具有独特的技巧和光泽”[9]。在西塞罗看来，雄辩家应具备的语言修养包括必须说纯净、准确的拉丁语，清晰、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到通俗易懂、优美生动，并能够使论证紧扣主题。为此，雄辩家就必须接受更高级的演说艺术的陶冶，攻读修辞学，以便使演讲的艺术达到最高成就。他认为，攻读修辞学是罗马享有最高名望的高等教育形式，只有少数尖子才能接受。西塞罗本人正是那一时代优秀雄辩家的典范，他以纯洁、典雅的拉丁文体促进了拉丁文学的发展，从而对罗马和以后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雄辩家应具有优雅的举止和风度。西塞罗认为，演说时身体的姿势、手势、面部表情和抑扬变化的声调都会对演说的效果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一个有造诣的雄辩家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发表演说时，“谈吐文雅、机智，在回答问题和反驳对方时，要敏捷、简练、谦恭有礼”[10]。此外，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还应了解听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演讲打动听众。他说：发表演说时，“必须清楚地懂得，自然赋予听众的思想情感，由于演讲的动力和艺术得以镇静或兴奋……”[11]因而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完全令人陶醉，举止得体，以便能打动人心，令每个人着迷”[12]。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
五、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
西塞罗认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使雄辩家具有广博的知识。西塞罗认为，教师应让学生诵读大量的文学精品，同时授以记忆术，使学生真正掌握大量的知识，这对于一个雄辩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通过长期的写作使雄辩家获得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从而提高“雄辩能力”。西塞罗指出，一篇好的演说辞要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并富有韵律，这就需要在写作演讲稿上下功夫，通过持之以恒的练习达到。因此，要想成为雄辩家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锲而不舍地练习写作，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去观察事物，体验生活，并从实践中学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雄辩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三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训练来提高雄辩家的雄辩理论和技巧。西塞罗强调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他说：“在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学识之上，又加上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比一切大师们的箴言都更有用。”西塞罗认为，最常用的实际训练是演讲练习和模拟审判。演讲练习是先确定一个在讲坛上演讲的论题，让学生对讲题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可能接近真实地发表演说或进行辩论，在实践中学习雄辩术。模拟审判是让学生对法庭上要做的事情事前进行练习，还要去法庭观看。在那里，学生既可以看到雄辩家的演讲姿态，又可以学到雄辩的技巧，因此，法庭是雄辩术理论和实际互相结合的理想场所，也是获得这些知识和技巧的最佳课堂。在上述练习的基础上，“雄辩术必须从家庭中温室般的练习场地走出去，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13]
六、贡献与影响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在罗马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论雄辩家》一书中阐述了关于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内容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即从家庭教育转向学校教育，从农民—军人教育转向雄辩家—政治家教育。因而他的《论雄辩家》一书也以“罗马的伟大教育理论著作”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他以纯洁的拉丁语和优美的拉丁文体，向罗马世界介绍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和哲学，不仅推动了拉丁文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文作品对当时罗马及后世欧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他的时代被称为“西塞罗时代”。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雄辩教育家昆体良对西塞罗的雄辩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西塞罗的雄辩术在当时已“达到了顶峰”，或“已处于执牛耳的地位”[14]，并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关于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至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西塞罗教育思想的研究仍经久不衰。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伊拉斯谟等人的教育主张都从西塞罗那里受到启迪。在15—16世纪，西塞罗的拉丁散文作品被神圣化，成为当时文法教学的主要教材。他的拉丁文体受到人们的刻意模仿，以至于字斟句酌，徒尚技巧，而忽视在文思和意境上开拓创新，形成所谓西塞罗主义，从而一度阻碍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但是从整体而论，西塞罗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散文作品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仍占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