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对希腊文化教育有着切身的感受，西塞罗也不否定和排斥希腊的文化教育，而是高度评价希腊文化教育，特别是雄辩术教育对罗马雄辩家教育所起的作用。他说：“事实上，且不说自称在雄辩能力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希腊人，也不说一切学问的发现者，制造了雄辩术的无上威力并使之完善的雅典人，就在我们罗马城，确实没有任何一门学问比与演说艺术有关的学问更加生气勃勃。因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帝国建立起来，长久的和平确保了我们的闲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渴望成名的青年不认为他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掌握雄辩能力。起初，因为他们对方法一无所知，认为没有确定的训练程序和任何艺术规则，他们（指立志学习雄辩术的青年——引者注）往往靠天生的能力和见解以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技巧。但在以后，当他们听了希腊演说家的演说，熟悉了希腊文学，雇请了希腊教师以后，我们人民就燃起了对雄辩才能难以置信的热情。”[3]
显然，西塞罗既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教育，又要求保留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并且成功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他从罗马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培养雄辩家—政治家作为罗马教育的理想，并强调最成功的雄辩家不仅是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人，即具有广博的知识、能言善辩、风度优雅，而且是符合罗马传统要求的实干的政治家，即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等等。因此，在雄辩家—政治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三、论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长期以来，罗马的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农民—军人为目的。到共和晚期，由于雄辩术已成为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许多学过雄辩术的人都登上了元老和高级官吏的位置。于是，教育目的逐渐从培养农民—军人转变为培养雄辩家。西塞罗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反映了这种转变，代表了当时罗马有教养人士的普遍观点。西塞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政治家，因为只有优秀的雄辩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以，雄辩术教育是罗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准备。基于这种看法，西塞罗不仅终生致力于发展雄辩术的理论和技巧，而且他本人也正是通过自己杰出的雄辩才能，从平民而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
具体地说，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本质上是政治家。这种政治家既不完全是罗马传统培养出来的实干的政治家，也不完全是柏拉图要培养的“哲学王”，而是类似于伊索克拉底要培养的演说家，是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接受了全面教育，并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政治家。因此，雄辩术和哲学只不过是政治家必修的科目，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