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自由教育，进行纯粹思辨，只有闲暇不够，还必须有自由。自由人就是当时的自由公民，这种自由人首先是身体自由，摆脱了他人支配和看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能力选择职业。这种自由人不仅表现在身体上的自由，还表现在思想上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人在体力上不再是为了伺候别人，在思想上也不再是为了接受别人的意志，而是为自己而活着。自由人必须既有身体的自由又有意志的自由，二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身体不自由，也不可能有意志的自由；仅有身体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同样产生不了纯粹学问。
自由是产生自由学问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就有了进行纯粹思辨、探索哲学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属于自由人，他们中间就产生了一批哲学家。但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奴隶主阶级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身体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不被允许也不需要独立思考。所以，在那里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自由学问——哲学。例如，埃及的祭司僧侣有的是闲暇，但他们的闲暇只能产生出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神学，永远产生不出哲学。亚里士多德说：“数学之所以产生在埃及，就是因为埃及的祭司有闲暇。”[67]因为埃及的祭司虽然是统治者，但他们充当的是神的代言人，自认为是神的使者。他们的确有充足的时间、丰厚的财富，但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根本不敢提神以外的东西。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有闲阶层永远也不会产生出哲学。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有闲阶层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享有思想自由，可以对大自然、人类的奥秘进行探索，进行纯粹思辨，研究自由学问。
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反复论证闲暇为勤劳的目的，正如和平为战争的目的一样。他说：
我们曾经屡次申述，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得闲暇。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这是不可能的。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使勤劳的人们获得了憩息。所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某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唯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身，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对于与幸福相和谐的快乐的本质，各人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乐的本质，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才能有最高尚的快乐。[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