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论的核心，在于强调自由教育是唯一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进行职业准备，而是促进人的各种高级能力和理性的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基本内容，应避免机械化的、专业化的训练。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人只有充分运用、发展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样，人的教育也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根本目的。旨在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才是自由人所应接受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闲暇和自由。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高度强调闲暇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当自由人无须为生计奔波、操劳，具有足够的闲暇，才有可能不去从事各种“贱业”；也只有如此，自由人才可能在闲暇中从事真正的、崇高的理性活动，才能使人的身体与心灵保持自由，使人作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是理性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接受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62]
那么，闲暇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虽没有“生产力”之类的近代概念，但他从经验中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人类自由时间的获得有赖于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发明。他说，技术的发明“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智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出现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63]。他说，在人类的经验中兴起了技术，“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感官的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6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越到高级的发展阶段，闲暇时间就越多；而闲暇越多，就可进行高级的思辨活动。拥有不为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而担忧的闲暇，人们就可以为求知而致力于学术，全无任何实用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全无实用目的的学术活动，才是一个自由人的活动。能够从事这种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一个人自由本质的确证。
思辨理性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高尚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生物性”（生长能力、感性、欲望）、“人生性”（社会性、政治性）、“神圣性”（思辨）等特性，其中，“神圣性”显然远远高于前两者。而要从事这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就必须具备“闲暇”。他说：
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65]
哲学的智慧显然是结合直觉的理性而研究性质上最高的事物所得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怪乎一般人说阿那克萨哥拉、泰勒斯和他们这类人是有哲学智慧的，这都是由于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说他们是有实践的智慧；他们的知识是非常的、奇特的、超人的、深刻的；但是，由于他们所求的不是人类的利益，所以这些知识是无用的。[66]
哲学这门学问不是实践智慧，不产生物质利益，不仅哲学家本人清楚，一般人也看出来了。研究这样的学问，必须是既有充分的时间，又无生活必需品的后顾之忧，还必须没有精神负担，否则，即使具备哲学家的天赋，也不可能进行纯粹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