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说，苏格拉底还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一个本不是富有、勇敢或有力量的人，而表现成这样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他称那些用说服的方法向别人借得银钱或财物而不肯归还的人是个不小的骗子，但他认为最大的骗子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却用欺骗的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有治国才能的人。苏格拉底十分严肃地说：“人们把他们所不能胜任的任务加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的时候，人们对他们是不会客气的。”[20]
苏格拉底曾和小伯里克利谈论使雅典人恢复他们古代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方法。他指出，应该用先人的丰功伟业使他们受到激励。在过去，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培养了刚毅、果敢和为祖国甘冒一切危险而不辞的精神。然而，雅典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后，由于疏忽大意而变得落后了。要恢复雅典原有的辉煌，政治家们不应只靠花言巧语来煽动民众，而必须有真才实学。苏格拉底在同小伯里克利的对话中谈到，对于竖琴演奏者、合唱演员、舞蹈演员、摔跤家或角斗家，一个不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是不可能企图指挥他们的，凡能指挥这些人的人都能说出他们所擅长的这种技能是跟谁学来的；而我们的大多数将领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学习。苏格拉底在同绰号“美男子”的政治青年尤苏戴莫斯的对话中，批评了雅典人对于政治专业知识学习的忽视：“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什么，即使我听到过什么人在言论和行动方面有所擅长，我也从未找他们谈谈。我从来没有打算从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们中间请谁来做我的老师。恰恰相反，我一直避免向任何人学习。尽管如此，我却要按照我随便想到的，向你们提出忠告。”[21]接着，苏格拉底把这段话与那些并没有学过医术，却被城邦要求担任医药工作的人做了类比。他说，这些人会以这些词句开始自己的求职演说：“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医术，也没有找过任何医生做我的老师。因为我一直避免向任何医生学习，甚至避免给人一种学习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求你们派给我一个医生的职务，因为我将试着在以你们为试验品的过程中进行学习。”[22]苏格拉底的无情讽刺使得所有在座的人都哄笑了起来。应该说，苏格拉底的这些话虽有戏谑之意，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深刻反思。
苏格拉底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作为奴隶主阶级中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敏锐地觉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已造成希腊城邦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解体。苏格拉底从精神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反对那种人人当家做主的雅典式极端民主制，要求把城邦事务的管理大权交给对政治确有真正才能的政治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利时代末期以来的雅典民主制的蜕变是很不满的，他批评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将不懂政治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有极大的危害性，但是他并不全盘反对民主制，而且明确反对僭主制政体，对由斯巴达势力支配的雅典“三十僭主”专政十分厌恶。他既反对贵族寡头政治，也抨击政客利用民主制度操政弄权：“圣主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和王位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等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凭欺骗手段取得政权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23]他的理想是贤人统治，但不是波斯帝国的专制皇帝，而是由德才兼备的贤人执掌权力，以法治邦。因此，苏格拉底要培养和造就有专门知识和德行的人。
整个雅典古典时代的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又分成两个派别：一是继承智者传统，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修辞教育论者，其培养目标是演说家；另一派就是苏格拉底倡导的以培养政治家为目标的哲学教育论者。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交往，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竞技场所高谈阔论时，周围常常簇拥许多年青子弟，如何教育青年培养他们的美德是他的谈话主题。他想用他的哲学塑造年青一代，在他们身上寄托他的理想。当智者安提丰问他自己为什么不从政时，他坦白地剖明心迹：“安提丰，是我独自一人参与政治，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能起更大作用呢？”[24]因此，不参政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深深地介入了政治，他的活动起了现实的政治影响，他将复兴雅典的理想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对青年的影响日益增大，自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导致他被指控为“败坏青年”，以至于被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