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雅典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苏格拉底认识到，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教育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苏格拉底从30岁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众上，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上，历时近40年。苏格拉底一生虽然从未创办过有固定校舍的学校，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教师。
苏格拉底以造就有德行、有智慧的治国人才为己任。他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事业“对于人类有最大好处”[2]。苏格拉底曾自谓“我一生从没有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治、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3]，而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过程中，苏格拉底的教学没有一定的对象，更没有固定的场所。他的门人中既有贵族派，也有民主派；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有政治家，也有将军。从青年到老人，从富人到穷人，无论是普通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是他的教育对象。他教无定所，体育馆、广场、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4]比如，尤泰鲁斯就是一个“不得不亲手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5]的雇工。画师帕拉西阿斯、雕刻匠克雷多、制造胸甲的皮斯提阿斯都成为他的教育对象。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他和人谈话时，常常目光炯炯，似能穿透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和内在的精神美。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苏格拉底善豪饮，当众人喝得醺然酩酊时，他尚能清醒地侃侃而谈，但他日常生活极为节制，绝少饮酒。他以自制、节俭、刻苦追求学问和诲人不倦为生活准则，鄙视智者以出售知识为生财之道。当时雅典贪婪敛财、奢侈靡逸之风日甚，苏格拉底却以其俭朴、刚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道德楷模，使他的教义更具感召力。
苏格拉底对希腊未来有高度的责任感，他把城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希望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有德行、有知识的人。苏格拉底热爱青年，并善于对青年人的资质和品行进行鉴别。他通常通过他们学会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们对于学得的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地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来判断青年人的才能和品质。针对青年人身上存在的不同情况和特点，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那些自以为禀赋好而轻视学习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认为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才而已。苏格拉底认为，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优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们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以猎犬为喻，品种最优良的、最经得住疲劳的、最善于袭击野物的猎犬，如果经过良好的训练，就会最适于狩猎，而且最有用处；但如果不经训练，就会变得无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唤。教育、培养青年也是这样。苏格拉底指出，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的、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是，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