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中，苏格拉底谈到善时往往是和有益、有用等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常说：“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30]他强调关于善的知识比其他各种知识都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做指导，医学未必使人健康，制鞋、纺织等技艺未必能生产好的鞋子和衣服，领航员未必能保证航海安全。总之，如果缺乏善的知识，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一种关于人的利益的学问”。不过，他所认识的功利和智者的不同。他反对满足个人情感和欲望需要的功利观，认为这种利益是表面的、短暂的和变化的，不是真正的利益。他要求人们辨别和追求真正最高的利益，这种最高的利益应当是满足灵魂需要的，而不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利益，所以，最高的善是与知识、真理相一致的。
苏格拉底指出，灵魂和身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秩序，但这只有通过知识训练才能达到。他说：“任何事物的美德，无论实现在身体、灵魂还是其他任何生物中，都不是只凭任意偶然性。而能最好地得到的，只能由通过适合于每一事物的秩序和条理才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美德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安排，所以，正是这种适合于该事物的秩序的出现才能使任何事物成为善的。”[31]善通过正义、秩序和技艺知识植根于身体和灵魂之中；自制的人才具有正义、勇敢、虔诚的真正的善。苏格拉底也将善和自由、自制联系起来。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尤苏戴莫斯的教导。苏格拉底指出，自由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高贵而且美好的财产，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即从事善就是自由；反之，受到阻碍不能从事善，也就是没有自由。他认为凡是不能自制的人，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那些不能自制的人不仅受阻不能去做最好的事，还被迫去做最无耻的事。苏格拉底还将自由的善与自制、智慧联系起来。他说：“智慧是最大的美德，不能自制就使智慧和人远离，并且驱使人走到相反的方向去。”由于“不能自制使人对眼前的快乐流连忘返，常常使那些本来能分辨好坏的人感觉迟钝，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较好的事情，反而去选择较坏的”，所以“健全理智和不能自制这两种行为是恰好相反的”[32]。这样，苏格拉底将道德自由归结到健全的理智，将自由、理智和“善”联系在一起。人根据智慧，遵循理智，能够自制，就能做最好的事情，从而实现善。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合理行为都是为了从善，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为了达到善，必须寻求能明察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识技艺，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即是美德和幸福。人不能只从个人经验出发，沉溺于日常事务，在满足欲望中获取快乐，以为这就是善。要是唆使城邦及其公众在满足私欲中寻求快乐和幸福，一味追求强权，效法僭主，滥用权力，就只能走向歧途，恶果累累。苏格拉底指责当时的统治者不注意使公民的灵魂从善，却热衷于建造船舰、军港、卫城等设施，因此，他们对社会危机是负有责任的。同时，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也应负责任，智者自诩为使公民从善的教师，却唆使人们一味追求欲望的快乐，使他们追求错误的生活目的，变得骄纵、贪婪，陷入不正义和邪恶，毒化了人们的灵魂。苏格拉底大声疾呼：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雅典人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可是他们现在专心致志于获得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关心智慧、真理和灵魂的完善。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理性的生活。改善公民灵魂，是真正的政治技艺，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
四、知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