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寻找一种能使“身和心的发展”达到十分完美的方法，但确切地讲，他是更强调“心智”的发展，因为他认为“心理部分居于首位”“‘身’听命于‘心’的判断”，认为在“我们拥有的一切中，唯有智慧是永恒的”。他甚至批评“那些首创全国运动会的人”，说：“我真奇怪，他们竟会认为人们的过人体力值得如此大加推崇，而对那些为了公众幸福而辛勤劳动、埋头苦干并且训练自己的心智，以便也能帮助其公民同胞的人，却不分配给他们任何报酬。其实，按理说他们倒是应当为后一种人做出妥善的安排。因为纵使所有运动员的体力都比他们现在具有的体力大两倍，世界上其他人的处境也并不因此好了多少；而如果仅有一个人获得智慧，则所有愿分享其识见的人都会受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努力探索训练心智的“哲学”方法。
他认为，“哲学，它曾有助于发现并建立这一切机构，它曾教育我们从事公务，并使我们彼此和睦相处，它曾把由于愚昧无知而造成的各种不幸和来自生活贫困的各种不幸区别开来，并教导我们谨防前者而高姿态地忍受后者”[72]。他说，“把‘哲学’一词用在一种现在对我们的讲话或行动都无帮助的训练上是不恰当的，我倒要把这种训练称为心智的操练，是哲学的预备科目”，“有些人称之为‘哲学’的其实并无资格使用这个名称”[73]。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方法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很简单，“因为，根据人的天资，我们并不能掌握一门科学知识就完全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把能够运用推理能力而一般地达到最好的进程的人看作聪明人，而把专心钻研那些使他最迅速地获得这种见识的学问的人看作哲学家”[74]。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了具有这种力量的那些学科是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腐败、堕落的人变得诚实、正直，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那些自称有这种本领的人，在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教育办法以后，将会逐渐变得厌烦而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努力。我倒觉得，人们能够变得好一些，有价值一些，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善于言谈的抱负，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能够说服听众的强烈愿望，最后，如果他们专心运用他们的有利地位。第一，当任何人决定要发表备受赞扬的演说或书写值得称誉的论文时，他如支持不公正的、渺小的或只和个人争吵有关的事情，却不支持那些伟大的、光荣的、致力于人类幸福和我们公共福利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若看不到事物的这种性质，他将会不得要领而一事无成。第二，他将从和他的话题有关的人们的一切活动中选用那些最卓越、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例。由于习惯于考虑并评价这些事例，他将会不仅在准备某一特定讲稿时，而且在他一生中所有的活动中，时时感觉得到这些事例对他的影响。因此，自然的结果是，说得好、想得正确的能力，将会把热爱智慧、热爱荣誉作为一种报酬带给钻研说话艺术的人。”[75]看得出，这种“哲学”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一门学科，而是所有能使人智慧、聪明的学问，是对讲话和行动都有帮助的训练，从而使自己更有价值的实践活动；是一条途径，是“练习术”。这种哲学才是真正对训练心智有益的，它与柏拉图式的纯思辨哲学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