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对“言谈”这一人类特有现象有特别的认识。他认为，言谈是把人和一切有生之物区别开来的，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一种天赋。他指出，人类没有哪一方面比其他生物优越，在敏捷方面、体力方面，以及其他能力方面，甚至比很多生物逊色。但是，因为人具有这种互相说服，并随心所欲地把不论什么东西都清楚地表达给对方的能力，人类就不仅摆脱了野蛮的禽兽生活，并走到了一起，建立了许多城邦、制定了各种法律、发明了各种技艺。而且，总的说来，人所设计的一切机构制度，其建立没有一个不是借助于演说的能力。“因为正是这种能力制定了分清是非荣辱的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令规定，我们简直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贬恶扬善，也是运用说话的能力。通过说话，我们教育愚者，因为，善于言谈的能力被当作透彻的理解力的最准确的标志，而真诚守法、公平正直的演说是一个善良忠实的灵魂的外部表现。运用这一官能，我们既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也对自己没有了解的事物设法弄明白。因为同样的论点，我们既用来在当众演说中去说服别人，也用来在自己的思想中考虑问题。我们把那些善于当众陈词的人称为有辩才，而把那些在自己心灵深处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看作明智。而且，如果有必要简要地概括出这种能力，我们将会发现，没有哪一种运用聪明智慧来完成的工作是在没有言语的帮助下做好的；相反，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言语都是我们的向导，那些最有才智的人，语言运用得最多。”[61]
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美妙多艺的言谈从不为通常人所能掌握，而是心灵聪慧者的杰作，而且正是在这方面，那些被认为是智者和愚者的人们，才表现出最强烈的对比。他指出，人们是否从幼年起就受到自由高雅的教育，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勇气、财富，或与此相同的其他条件，而是最明显地从他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对个人来说，言谈本身就是文化修养最可靠的标志，善于言谈者不仅在其城邦是强有力的人物，在其他国家也很受尊重。他认为，雄辩术本身具有教育意义，它可以使人变得更好，因为一个想要善于言辞并能说服人的人，必然在品行上严于律己，珍惜自己的名声。
最后，受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他持有“希腊人天赋优异”思想，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政治和教育信念。因此，他的教育追求可以说是“希腊人演说家”这样一个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