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人的理性思维做自觉的反思，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寻求的普遍性定义以及他的辩证的对话，都要求用比较严格的逻辑规范和清晰的语言来表述。为了追求真正的善，弄清什么是美德等概念，苏格拉底到处同人谈话，并在这种谈话中发展出“精神助产术”的教学方法。例如，他从不说自己对美德有一个什么看法和定义，而总以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向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有智慧的人求教，请他们说出什么是正义、勇敢、友爱和美德等。在他的对话者提出了一种定义之后，苏格拉底就举出一些事例，揭露这个定义在运用于这些事例时显得不恰当或不充分，于是对方只得承认自己的定义不当或有错误，并不得不提出新的定义。苏格拉底则追根究底，继续从各方面来揭示这些定义仍然是不适当的，这样讨论就会不断升华；同时迫使对方承认自己并没有弄清楚美德是什么，即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对此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苏格拉底通过谈话寻求普遍定义、普遍真理的方法随处可见，他的对话中充满了这样的实例。色诺芬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同青年尤苏戴莫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对话，这些对话较集中地反映了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过程和特点。
苏格拉底问道：“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公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
“当然不能。”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像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对敌人做这一类的事是正义的，但对朋友做这一类的事，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
“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