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无疑是错误的，他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他的论证烦琐诡辩，而且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在论证中涉及的存在与思维、语言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对于澄清“存在”这个概念及对以后形式逻辑的创立，是有益的。
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对这些倾向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倾向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倾向反映了智者所处时代的客观要求，对于思想启蒙和解放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智者的政治、道德学说
对社会、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的关注，是智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正是从智者和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才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到人生人事哲学的转变。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智者中存在着自然说与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约定说的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克里底亚、吕西斯（Lysis）、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等。自然说的主要代表则有高尔吉亚、安提丰、希庇阿斯、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等。自然说的主要观点是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则强调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物的区别，主张用社会的力量约束和改造人的本性。
1.自然说
在智者运动中，最早明确提出自然说的是高尔吉亚。他在《海伦赞》（或译作《海伦颂》）一文中，通过为海伦的辩护，阐明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
海伦是希腊主神宙斯和斯巴达王后的女儿，是希腊著名的美女。她出嫁后又爱上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被带到了特洛伊，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海伦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不断受到谴责。而高尔吉亚则为海伦的行为辩护。他指出，海伦“之所以去特洛伊，或者是由于神意和命运的安排，或者是被暴力劫持，或者是被言语感动，或者是被爱情支配”。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海伦都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得到同情。这是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由于没有人能够违抗神意，因此，应当受到责难的是谴责海伦的人。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由于是劫持者加害于海伦，因此，海伦是不幸者，应当受到惩罚的是劫持者。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受语言的**犹如受暴力的劫持，海伦是身不由己地同意了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所以做错了事，应受责难的是那**者而不应是海伦”。如果是第四种情况，海伦也不应受谴责，这是因为，情欲是人的本性，海伦之所以跟随帕里斯，那是“自然”的选择而不是海伦的选择，因此，海伦的行为无可指责。
高尔吉亚辩护的目的，实际上既不是要说明神力的强大和人力的微不足道，也不仅仅是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而是企图说明天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受天性支配的行为的合理性。与此相联系的是，既然天性或自然是合理的，那么，违反天性或自然的就是不合理的，应当受到谴责或加以变更。显然，高尔吉亚的思想已经明确把“自然的”和“人为的”加以对立，并认为合乎“人为的”是可以选择的，“自然的”就是无法选择的，而无法选择的就是必然的，因此，“自然的”应超乎于“人为的”之上。
在高尔吉亚之后，安提丰进一步阐述了“自然说”的理论。他认为，法律所要求的与自然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反的；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对自然的束缚，而自然所确定的永远要比法律所规定的有价值。他指出：“法律所确认的许多正义行动是违背自然的。”“……法律所做的限制却使人们越来越背离自然，它教唆人们逆自然而动。其实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的……”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的”与“人为的”的对立，进而明确肯定了自然的合理性。
